断裂与耦合：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共演命运？|世纪|断裂与耦合

卡萝塔·佩雷丝（Carlota Perez）的这本《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是研究“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经典著作。本书英文版首发于2002年，中译本发行于2007年。笔者每次阅读这本书都能获得新启发，可谓常读常新。

佩雷丝凭借出色的洞察力，在技术史与经济史的宏大背景中，发掘出技术与制度的共演规律。她提出了工业革命以来的5种“技术—经济范式”的特点及其变迁动力，以及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等极富创造力的理论框架，解释了过去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反复出现的繁荣与崩溃。英国在18世纪末期的运河热和恐慌、阿根廷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崩溃、美国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和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崩盘。这些看似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可能都是类似的技术与资本“相爱相杀”的故事。

因此，本书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技术的大规模扩散与范式变迁、特别是技术革命与金融制度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指南。循着这份指南，在AI技术革命浪潮来临之际，或许我们也能早做准备。

笔者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介绍这本经典著作的核心内容。

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哪些技术革命浪潮？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经历了数次经济繁荣与衰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佩雷丝发现，工业革命以来至21世纪最初10年间，每隔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技术革命。截至21世纪初，人类社会相继发生了五次技术革命，这五次革命接力式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那么，人类社会共经历了哪些技术革命呢？在本书中，佩雷丝将“技术革命”界定为“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往往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P.13）”可见，“技术革命”不是单一的技术创新或技术突破，而是颠覆性技术在社会中大规模产业化的过程。

那这种新产业的崛起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佩雷丝认为，新产业的出现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会影响投资方向、产业结构、组织模式、经济制度、社会理念等一系列社会中的“行事方式”。当旧的“行事方式”不再适应新产业时，新的“行事方式”就会应然而生并取代旧的“行事方式”。这种深刻的、系统性的“行事方式”的改变就是一次“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变迁。佩雷丝将“技术—经济范式”界定为一种“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异常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用，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P.21）”由定义可知，“技术—经济范式”并不仅仅涵盖经济领域，而是包含整个社会的组织规则和制度共识。五次技术革命及其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详细内容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佩雷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表2—3.

然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前范式与当下技术革命相互匹配，能够充分发挥新技术的经济潜力，却也成为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阻碍。那么，“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本书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金融制度如何与技术革命共演？

佩雷丝在本书中，着重从金融制度与技术革命的关系，探讨“技术—经济范式”变迁。具体分析过程还涉及两大类概念。

第一，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

佩雷丝将技术革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出现新产品、新产业爆炸性增长和迅速创新；第二阶段中，新产业、新技术体系和新基础设施高速扩张；第三阶段中，新范式充分展开，技术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潜力得到充分挖掘，新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第四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接近成熟、市场饱和，技术革命动力开始衰竭。

佩雷丝从技术扩散角度，将上述四个阶段又分为了两个性质迥异的时期，每个时期大约维持30年左右。前两个阶段叫做导入期。在该时期，新技术开始扩散进入到成熟技术的经济活动中，并挤压旧技术产业。新技术革命规模小，但是前景广阔。后两个阶段叫做展开期。在该时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新技术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扩散到整个经济活动中。

第二大类概念是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

在本书中，佩雷丝着重区分了这两种资本形式。金融资本是指以账面财富增长为目标的投资行为。生产资本则是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创造财富的动机和行为。相较而言，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与逐利性更高，对风险的容忍度也更高。

这两种资本在技术革命浪潮的不同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在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金融资本是推动新技术扩散的主要动力；而在技术革命浪潮的展开期，生产资本则成为推动技术扩散到整体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导入期的前半段，正是金融资本“富贵险中求”的特点，让其甘冒风险，为了求得新技术未来巨大的利益，投资并孕育了新技术的爆发。在导入期的后半段，金融资本大规模投入到新基础设施和新技术的集中开发中，形成投资狂热。而在此时，技术在生产领域尚未成熟，生产资本仍主要集中于旧技术，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产生了分离。

到了展开期，随着技术成熟、生产组织调整、新技术设施普及和一系列制度性调整的完成，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合流，共同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最晚出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都已引进，市场已经饱和，获利已经不足等现象出现。此时，金融资本又开始与生产资本分道扬镳。

金融资本、生产资本和技术革命周期的具体关系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佩雷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表7—1。

上述金融资本、生产资本在技术革命浪潮不同阶段的演变，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反复出现的“镀金时代”与“黄金时代”。

导入期的狂热阶段就是“镀金时代”。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分化，经济的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分离。掌握财富的阶层通过投资新技术赚的盆满钵满，而大量工人阶级则仍困于旧技术产业，甚至因遭受新产业冲击而失业。社会的财富分配快速两极化。看似繁荣的经济背后，是新技术与旧范式的巨大断裂与不断扩大的经济社会矛盾。最后，泡沫破裂、经济崩溃。

经过大规模制度重组后，技术革命浪潮进入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即“黄金时代”的到来。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再度耦合，经济的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一致。新产业市场扩张，绝大部分社会阶层的财富稳定增长。而“黄金时代”的出现则有赖于有效的制度重组。这个重组过程发生在导入期和展开期之间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在佩雷丝的分析框架中看起来像是“技术—经济范式”扩散中会遇到的阵痛，不可避免但终究会在历史进程的碾压中过去。但是，自崩溃到制度重组的过程是否能如佩雷丝分析地那般顺利？

资本与技术的断裂与耦合是既定命运吗？

初读本书时，笔者惊叹于佩雷丝深刻的洞察力。技术与资本仿佛两股生生不息的力量，伴随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朴素规律，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佩雷丝分析框架背后的逻辑，是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技术与制度的共演，既包括新技术对新制度的催生，也包括新制度对新技术的反哺。在她的逻辑中，新技术的出现，会改变要素相对价格，经济理性的逻辑会促使社会各界密集使用新投入品、引入新生产组织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经济上最优的，所以旧范式终究会被新范式替代。当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地方银行已无法满足第二次技术革命所需的资本要求时，区域性或国家银行就应运而生。当传统的借贷业务已无法满足第四次技术浪潮中市场扩张的需要时，于是产生了为大众消费提供借贷的金融制度。第五次技术革命扩张中，创造了风险资本或天使资本这些孕育新产品或新服务的金融工具。

然而，这些不过是核心国家的成功经验，很多非核心国家并没有完成技术与制度的同步调整，反而是一再深陷于经济停滞的泥淖中。正如佩雷丝书中所提到的，19世纪90年代，与阿根廷共同崩溃的澳大利亚、南非、埃及和奥斯曼帝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与亚洲经历类似命运的墨西哥、巴西与俄罗斯，顺利走出崩溃的国家并不多。技术与资本可能处于长期断裂的困局中。这样的困局也不禁让笔者产生如下疑惑，技术的变革是否会催生制度的更替？核心国家的新范式又是否能顺利扩散到全球？

针对上述问题，政治经济和社会经济领域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可以和佩雷丝的观点形成深刻的理论争辩。例如，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从权力视角构建了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在他的框架中，国家理论是整个框架的核心，权力分配而非效率最优成为制度安排的原则。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国家—社会”的权力关系，而非来自技术变革。“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则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范式是否会一统全球的问题。该理论认为，即便全球化如火如荼，但各国的制度或范式形成于各自的社会政治土壤中，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互相匹配的共生关系，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新制度或新范式取代。

结合佩雷丝的观点，上述不同的理论视角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技术革命为核心国提供了改变的机遇（为非核心国提供了赶超的机遇），但各国命运如何还是取决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甚至国际环境。也因此，在理论层面，佩雷丝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技术决定”的视角，从跨学科角度探讨技术革命与制度/范式变迁的关系。同时，在现实层面，佩雷丝的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技术与资本变迁的行动指南。在AI技术浪潮来临之际，中国已然成为核心国。面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机，我们可以早做准备，或为即将到来的资本狂热阶段降温、或更快推进“技术—经济范式”调整，力求将技术与范式断裂造成的疼痛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