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2025年4月29日，笔记侠团队专访建国后第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笔记侠PPE（政经哲）导师丁学良教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责编| 贾宁排版| 鹅妹子
第 8946篇深度好文： 7052字 | 15 分钟阅读
政经哲思维
笔记君说：
这两年，“出海”成了频繁出现在我们目光里的热词。
中国企业出海，正在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状态。
笔记侠的很多读者朋友也在研究出海欧洲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可行性，并开始积极布局。
为此，笔记侠团队专访了建国后第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历任哈佛大学/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笔记侠PPE（政经哲）导师丁学良教授，与丁教授深入交流了中欧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企业如何在欧洲和东南亚发展等问题。
以下为根据本次专访录音整理的内容，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一、欧洲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看法
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的负面评价，并非当下现象，而是延续了数十年（从 1984年至今已逾4 0年）的观念。
尽管中国产品在品质、设计、技术等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但还是得明确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中国制造”并不等同于100%由中国企业主导生产。
因为产品品质的提升涉及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工艺、售后服务等环节。
全球消费者普遍追求“物美价廉”——即价格合理、品质可靠、供应稳定、设计优良，但欧洲市场（这里指欧洲最发达的核心区域）相比其他地区，对消费品的设计和品质标准更为严苛。
即使中国产品价格低廉，若品质差距过大，仍难以获得认可。
我到访意大利时，当地朋友告诉我，本世纪初（约25年前）有温州商人赴欧务工。他们初期在欧洲认真学习当地工艺，数年后将家人接来共同创业。
经过持续积累，这些温州人在欧洲市场推出了与本土品牌高度相似的优质产品，如西装、包、皮鞋等。
意大利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商人的学习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若涉及设计盗窃就是恶劣的犯罪行为。
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引以为傲的精致产品体系——从设计研发到制造工艺再到营销渠道——正面临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的强烈冲击。
这种冲击背后的核心矛盾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欧洲社会持续发酵的重大争议。
以意大利为例，该国强调其西装产业拥有数百年历史积淀。从面料选择到工艺处理（如抗变形、防掉色等特性）都经过严格标准把控，绝非简单追求生产速度。
而中国出口的“仿制品”在外观上虽与原版相似，意大利本地消费者凭借多年认知即可轻易识别出是否是仿制品。
这种产品生态，既反映了中国制造在工艺细节上的差距，也是欧洲市场对原创价值的追求。
欧洲市场对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的核心争议从单纯的质量讨论升级为系统性制度冲突。无论是设计盗用、工艺剽窃，还是供应链中的侵权行为，都引发了欧洲本土产品的集体焦虑。
这种焦虑在近6-7年间尤为显著，于是，欧洲提出要建立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全球最高市场准入标准。
其目的是，即便产品在传统质量指标上达标，若不符合ESG标准，就难以获得长期市场生存权。这种标准不仅涉及产品本身，更延伸至生产链全环节。
以跨境电商为例，欧洲近期对低价中国产品的审查呈现出“显微镜式”特征。依赖委托调查，发现诸多生产厂家触碰ESG红线的案例，比如工厂存在超长加班、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
还有包装材料污染问题，有的形成区域性环境负担。欧洲在环保标准执行上是具有绝对性而非选择性的。
上周欧盟对美国两家科技巨头开出巨额罚单的案例证明，ESG审查是超越国界的规则武器。
中国产品即便在价格和质量维度取得突破，若无法跨越ESG鸿沟，就难以在欧洲高端市场建立可持续竞争力。
这种市场逻辑既包含对“物美价廉”的传统认知修正，也预示着全球贸易规则正在从“成本竞争”向“责任竞争”的战略转型。
二、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机遇与挑战
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战略困境，反而为中国企业创造了特殊机遇窗口。
首先，欧洲深知自身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结构性缺陷，这种认知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后愈发凸显。
欧洲在关键技术、原材料等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严重不足。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实现100%的产业自给自足。
当前欧洲试图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合作缓解对华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打破了预期平衡。
欧洲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暴露了自身的能源危机及其战略脆弱性，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能源依赖格局被打破，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能源安全战略。
欧洲迫切需要构建独立于俄罗斯的能源体系，这必然催生对清洁能源技术、储能解决方案及能源效率提升服务的强烈需求。这种困境为新能源和绿色能源领域带来重大机遇。
除了欧洲本土自主开发外，也希望中国厂商能在新能源领域发挥重要的补充、引领或推动作用。
中国企业在广义新能源范畴（包括太阳能、风能、电池、电动车及相关产业链）具备显著优势，欧洲方面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然而，受制于欧盟政策限制，欧洲既无法完全放弃对华合作，也无法简单沿用过去对进口新能源产品的开放态度，更难以一步到位地允许中国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建厂。
在具体合作中，若欧洲在某些产业环节（如设计、制造）已具备本土化能力，那么就会重点审查中国出口产品的补贴标准。
欧盟制定了严格的补贴审查机制，要求外国产品进入市场时必须提供所有关键补贴数据，并通过对比判断补贴是否过高。
若认定中国企业的补贴远超欧洲水平，将直接削弱本土产品的竞争力。这一审查过程极为复杂，因补贴涉及生产链条的每个环节，而欧盟目前尚未建立完全透明的核查体系。
欧盟对补贴问题的核查源于深层矛盾，一方面，欧洲企业普遍认为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源于政府补贴，若不提高进口关税或提供同等补贴，本土产业将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补贴审查可能引发中欧贸易摩擦。
这种争议已持续多年，未来仍将持续。
新能源领域是中欧合作的特殊窗口。欧洲无法完全独立发展新能源产业，尤其在能源安全层面，其对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与对中国产品的现实需求形成矛盾。
相比之下，美国在能源自给率上更具优势，而欧洲则面临能源转型压力。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使欧洲难以依赖美欧联盟完全替代中欧合作。因此，在新能源领域，欧洲与中国仍存在合作空间。
除新能源外，日常消费品（如服装、手机、家电、家具等）及系统集成领域，中国和欧洲仍存在合作需求。
但合作并不等同于无条件接纳，欧洲始终通过规则设定（如补贴审查、本地化生产要求）平衡市场开放与产业保护。这种复杂的博弈关系决定了中欧新能源合作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在欧洲市场开展业务时，需充分认识当地环境的复杂性。
与非洲等地区相比，欧洲的市场环境更为规范和复杂。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权力受限，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政策监管，还包括多元利益相关方（如行业协会、法律机构、媒体等）的持续监督。
这些力量可能通过游说、诉讼或舆论施压影响企业运营，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尤其需要关注这一点。
三、俄乌战争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通过客观观察的分析，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引发了欧盟的争议，这种争议对中欧关系造成了新的挑战。尽管中国的立场是“不选边站队”，但还是与欧盟的预期产生较大落差。
如果欧盟能与美国在所有重大领域建立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提升的关系（例如拜登执政时期），那么欧盟在其他重要议题上与中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目前并非如此，可见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问题的核心在于特朗普的政策让欧盟陷入两难。
目前，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欧盟在某些领域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态度，试图寻找更多合作空间。
原因很简单，他们无法同时恶化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毕竟，全球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这种两难局面对欧盟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四、欧洲经济的衰退
欧洲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这也是欧洲吸引合法与非法移民的主要背景。 第二是能源依赖性过强，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且供应不稳定，这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第三，尽管欧洲有欧盟的统一框架，但各国经济体量有限，导致关键投资项目资金投入不足，国家间合作也相对薄弱。因此，欧洲在规模经济上难以与中国或美国竞争。
不过，目前欧洲已开始尝试一些改善措施。例如，德国近期计划大幅提升国防开支，这一举措不可小觑。
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军工产业占据重要份额，而欧洲此前在国防投资上长期不足。
如果德国持续推进这一政策，其军工产业有望跃升至全球第4位。这一转变不仅对德国本身意义重大，也将对整个欧洲经济产生显著刺激作用。
其他欧洲国家若效仿德国模式，通过增加国防投入提升安全预期，可能带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毕竟，当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感中时，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社会建设都会受限。
现在，波兰已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提高至4%以上，而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家已计划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6%。这种趋势若持续扩大，将对欧洲经济形成示范效应。
历史上，俄罗斯（苏联）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威胁长期存在，如果各国无法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合理水平，欧洲经济将难以摆脱困境。
当然，这种调整需要以牺牲部分社会福利为代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未来如何在民生和国防两者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关键挑战。
五、中国与全球贸易格局
1991年后的全球化是“open frontier”（开放边疆）模式，就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全球化。如今这一理念已基本消失，没人再鼓吹完全的开放。
现在的全球化已不再是“无边界”的，而是高度分化的。这种调整的代价极高，也并非一蹴而就。
无论是供应链重组、原材料安全，还是技术可靠性，都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
比如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但因环保要求严格，长期停止开采。现在这些国家想重启稀土产业，就必须大幅降低环保标准，但这并非易事。
特朗普政府虽试图从民主党标准中“降级”，但仍无法达到中国的水平。
这种“去中国化”的尝试，本质上是全球化从“开放边疆”向“可控边界”转型的缩影，其代价和复杂性远超表面想象。
六、中国企业如何在欧洲经营
在当前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一些专家呼吁刺激内需。他们认为，若内需释放后，其增量规模远超与美国贸易的减量，是否可以用这一增量市场为基础，推动建立一个比WTO更规范的国际组织？
所有关于经济体制的讨论并非今日才提出，早在1940年代后就已存在，贸易战并不能成为改变的契机。
中国加入WTO时，因其经济体量庞大，却未达到高标准，导致现有体系难以发挥作用。
美国和欧盟后悔的正是1990年代接纳中国时标准过低——若经济体量小，低标准可逐步提升；但中国体量过大，低标准反而破坏了原有规则。
现在若想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比WTO更高的新组织，不如直接推动WTO内部改革，提升现有标准即可。
中国企业首先要做到符合欧洲的标准——包括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社会福利、少数民族权益、性别平等等方面。
你只要符合这些标准，理论上可以继续谈合作。但一旦你真的做到这一点，欧洲本土企业就会抗议，为什么对中国企业的标准这么高，而对我们本地企业却宽松等等，所有矛盾都由此产生。
如果中国产品价格过低，欧盟本地的中小企业或大企业的某些环节就难以维持生存。因为欧洲的生产标准（如环保、劳工权益、质量监管）极高，导致其制造成本远高于中国。
例如，中国内地公立医院的医保药品价格仅为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的价格十分之一。这直接导致国际药企无法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
七、中国企业如何在东南亚
进行可持续发展
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远低于欧盟，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往往直接冲击当地低附加值的手工业和加工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而多数东南亚国家允许独立工会、定期选举、媒体自由，民众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敏感度更高。当本地消费者或生产者发现利益被威胁时，容易引发抗议甚至社会动荡，政府也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
因此，如果中国产品直接威胁到当地基础产业（如低端制造业），便很难长期立足。
拉丁美洲也面临类似问题，即使政府希望开放市场，但社会压力会迫使政策调整。
另外，东南亚市场的准入标准比欧盟低，但中国企业也不能盲目选择最低标准。建议采取“中等偏上”的策略，在符合当地中上等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提供就业岗位，才能建立长期信任。
部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存在“文化优越感”，认为当地国家“落后”“贫穷”，从而忽视合规和本地化。这种心态只能短期获利，无法持久。
如果中国企业将国内“低成本、低标准”的做法直接复制到海外市场，最终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我们需珍惜自己的口碑，这一点我强调了30多年。中国企业切勿将国内最劣质的经营方式复制到海外。
中国企业进入越南、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时，需提高标准、公平竞争，并注重可持续性。
就像日本，在东南亚的项目虽规模不大，但质量可靠。我在老挝见过日本人修建的道路，即便暴雨冲刷也完好无损。
八、企业怎样与东南亚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
东盟十国能否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制度的分歧，以区域文化认同（如东亚文化）和经济利益为基础建立合作？
比如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你能要求它放弃宗教意识形态吗？社会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也非常重要。
意识形态极端化会引发冲突，邓小平当年与西方合作的策略值得借鉴，就是搁置意识形态分歧，采取“求同存异”的务实态度，先推动经济合作。
东南亚有很多华人社群，最早是沿海地区出海的华侨，最早可追溯至明朝时期，许多家族已在此生活数代。
但不同代际的华人背景差异极大，早期移民多因战乱被迫迁移，其生存策略与后代截然不同，在文化适应、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如果想在当地扎根，就必须与本地人建立良好互动。
中国企业或个人如果想与当地社会建立良好关系，必须尊重本土传统。例如，中国游客在宗教圣地随意拍照、不遵守礼仪的行为，极易引发冲突。
东南亚国家因历史上长期遭受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冲击（如被欧洲列强占领），对外来强势力量的文化渗透极为敏感。
这种历史记忆导致他们对“外来者”的行为标准要求极高。
所以，你到了当地千万别让人觉得你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甚至2025、2026年了，行为却连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基本水平都未达到。
当地人会拿你们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20世纪初的日本企业或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台湾省企业对比，如果你们在比较中成了表现不佳，就会成为“最差”的参照对象。
九、谁是东南亚地区的替代者？
所有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都会综合评估成本与收益。通常会设定一个时间表，估算在当地能维持多久，评估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和环保标准）的成本变化。
若当地劳动力成本或环保要求提升，企业需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生产力与效率，以维持利润。
东南亚当前的发展趋势（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积极的，表明其工业化进程在推进。
历史上，东亚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的发展路径与此相似，当本土人口老龄化、成本上升时，它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如今，东南亚可能面临类似转型，企业需提前布局。
未来，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可能缓解劳动力成本压力，但完全脱离人力依赖不现实。
企业仍需在供应链中平衡劳动力成本，彻底放弃人力投入是不可能的。
因此，东南亚的替代性并非“非此即彼”，而是需结合技术迭代与区域发展动态，采取“梯度转移”策略。
十、东南亚地区，
是一个理想的“中美关系缓冲带”吗？
东南亚各国情况差异显著。尽管存在东盟这一区域组织，但涉及国家安全议题时，各国政策难以统一。
总体而言，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更倾向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保持紧密关系，因其技术、资本来源及安全盟友依赖西方。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缅甸、柬埔寨）因受西方制裁或发展需求，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例如缅甸政府曾将国内发展项目全面向中国倾斜，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并非孤立现象。
所以，东南亚难以形成统一的“缓冲带”，各国将根据自身经济需求、安全考量及历史背景，在中美之间采取差异化策略。
新加坡的“精致机会主义”是区域中小国家应对大国博弈的典型缩影。
十一、中国企业如何平衡当地政策与运营效率？
这要借助前人经验少走弯路。看看过去50年、40年、20年的经验，看看日本人、中国台湾省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的失败不要重复，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被我们复制。
比如越南就发生过多次针对中国企业的游行示威，而中国台湾省企业却很少被牵连。
为什么，因为中国台湾省公司和当地关系处理得好，连招牌都设计得很协调。
结语：企业家要具备政经哲思维
当下，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涉及到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经济趋势和经营哲学的复杂决策行为。
所以，今天的企业家尤其是出海企业家，要具备“政经哲思维”。
什么是“政经哲”思维？
就是理解国际关系变化调整动作、认知权力结构、国际博弈权衡等，重构竞争维度，穿越周期陷阱，突破创新瓶颈，建立组织价值观和原则，不至于让自己的视野太狭窄，太技术化。
政治是望远镜，经济是放大镜，哲学是指南针。
政治学揭示权力博弈的普遍规律，经济学解构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哲学构成通过事物表象直达本质的能力。
对于企业家和创业者，系统学习政经哲思维带来的不是立竿见影的战术技巧，而是重构商业认知范式的综合能力。
政经哲思维是企业家和创业者终其一生的学习领域和研究范畴。它会让我们看得更远，决策更科学。
作为国内第一个面向企业家的PPE，笔记侠希望“建一流的政经哲商学院”，赋能第五代企业家兼具中国智慧与国际视野。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向最好的学习，有一流的同学、一流的导师、一流的校组织，就一定会有一流的智识、见识和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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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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