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集前言：我的祖父晋佩章先生并非工艺美术科班出身，但是他对传统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尊重传统，并发扬传统，深得传统艺术的精髓。在结合工艺和自身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形制规整严谨，雅致内蕴而不跳脱的钧瓷作品，欣赏他的作品，就像读古风诗篇一般，格调高贵，气韵万千。从中既能领略古代匠人的智慧，也能体味现代大家的神韵。现有“刘山十八式”传世，笔者身为晋佩章先生后人，据多年研究心得，为您一一解读。
正文：
刘山十八式之小方瓶
四方瓶是刘山十八式之一，其全名应为“四方连座瓶”，下文简称方瓶，其规格高约36.5公分，长宽均为13.5公分左右，该作气韵沉静简畅，规制古朴典雅，历来方器罕有大器，难得此瓶过尺，为藏家所钟爱。
而小方瓶规格高约28公分，长宽均为9公分左右，与方瓶相比略显清减，显得瓶颈颀长，更具文房赏玩器物的韵味。另一处不同则是瓶座的差异，方瓶的基座上下宽度一致，与须弥座的型制更近，而小方瓶的基座上沿内收，此型制与宝塔基座相类。
这两件其主体造型轮廓（箍口长颈，溜腹内收）是比较接胆瓶的，也就是前篇《凤耳琵琶瓶》提到的“玉壶春-胆瓶”系，其造型直接蓝本应为南宋官瓷造型，为宋元连座瓶双耳胆瓶与四方型制的结合。在造型和制作时，更多的是注重通过体、面、线的塑造，传达浓厚的人文气息，并顺应钧窑的工艺要求，抛弃了耳饰、纹饰，以型之真，赋窑变之异彩，为范之慎，彰文脉之匠心。
现代钧窑的泥料以禹州境内的矿脉为主，其成分中杂质多，直接采用带来如不稳定，易瑕疵，成本难控等问题。晋佩章先生基于对泥釉料的认识，放弃了覆碗结构与瓶体粘接的旧办法。改用底座与瓶身一体的方法——可称之为“假座法”，避免了工艺繁琐、易出瑕疵的问题。有诗赞曰：
伏牛胎土嵩阳釉，历练淘箩镶作钧。
瓷苑素来方器贵，师崇古韵又翻新。
·End·
龙磁斋札记：
方器早期见于青铜，青铜方器便于模范铸造，如硕大的“司（后）母戊”方鼎，规整的“杜岭方鼎”皆是其代表。四方瓶的型制可追溯到战汉青铜、陶漆器的钫，即方壶。高温烧制方形陶瓷器的难度较大，用：“十圆抵一方”就可见一斑。除了四方、六方、八方之类的等边方器，亦有长宽不同的长方器物，这些在传统工艺中统称“镶器”，顾名思义，就是把泥片的边缘镶合成型，这对陶瓷材料和手工技艺都是极大的考验。而陶瓷中成熟的方器，较早见于唐宋时期，如唐代的绞胎方枕，宋代的钧窑四、六方花盆等。在清代康熙年，才由景德镇窑烧制出50公分以上的方身圆口的瓷器。即便是当代的工艺技术，仍不能避免高温下变形的风险，大型方器仍是能工巧匠展示绝活的挑战项目。
连座瓶是宋代出现，元代流行，常见于钧、龙泉等窑口，受其影响明中叶之前亦不少见，通常为两瓶一炉配置，作为“三供”使用（有时炉亦连座）。最早的连座型制，见于青铜簋，一般是圆簋方座。而宋元陶瓷的创新是将陈设器皿的木座与瓶连接，或“尊”类型制的“外撇的底足部分”单独列为设计对象，通常采用覆炉型制（倒香炉型），赋予装饰元素，既能拔高器皿的高度，呈现不一样的视角；又能符合礼制用品的要求，使之与应用场景的要求相协调，实现使用目的。这样的瓶式除了作为供奉器物，也见于明清文人的交流活动，清中后期同样作为正堂高条案“钟声瓶镜”的陈列元素之一。
图引：
↑西周 窃曲纹龙耳方座青铜簋 高26.4cm 巴黎市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汉 铺耳铜钫（方壶）39×27.6 cm 波士顿美术馆藏品
↑唐 绞胎方枕 5.5×12×9.1 cm 波士顿美术馆藏品
↑宋 饕餮纹扉棱方尊 23×13×13cm 铭文“春禾堂作”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金-元 钧窑 天蓝葡萄紫釉长方花盆 H14.8CM 铭文：十 建福宫凝晖堂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南宋 龙泉鳝黄釉双耳六方瓶 23.9×13.1 cm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
↑宋 官窑 粉青双耳方瓶 高26.2cm 口4.6*4.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元-明 青釉印花四方玉壶春 22.9×10.7 cm 波士顿美术馆藏品
↑清石湾（宜兴？）仿钧青釉三牺尊 高20.5 口径12.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此物曾被列为宋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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