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过秦论》里总结秦国的灭亡教训是——不施仁义。

这个论断肯定是有道理的，秦国自商鞅改革起，奉行的是法家那一套，而非鼓吹仁义的儒家，从商鞅到李斯，大差不差，所以我读历史，读到秦国的短命，难免唏嘘，秦始皇通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措施，令“统一稳定”成为中国后世主流，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千载犹行秦体制”，功莫大焉，然而，这个为中国历代打下样板的初始朝代，却兴亡忽焉，以至于令始皇帝那个“二世、三世乃至传诸万世”的构想像一个笑话。

如果秦始皇在沙丘暴亡后，他的长子，那个宽厚仁义的扶苏能顺利接班，而不是由赵高、李斯狼狈为奸扶植秦二世上位，那秦国短命的历史会否改变？

可能也未必。

毕竟秦始皇建阿房宫，大兴土木，修长城，在法家的严酷体制下，已经差不多惹翻了不好惹的中国人民，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泽乡起义，恰恰发生在秦二世元年，距离秦始皇之死前后脚，即便扶苏如何“仁义”，也难以及时刹车，方兴即艾的秦帝国恐怕仍然要随着惯性走向分崩离析。

好装神弄鬼的方士卢生，算了一卦，说什么“灭秦者，胡也”，秦始皇想当然认为是边地的“胡人”作祟，于是大动干戈，却没想到，这个“胡”指的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胡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对于朝代兴亡起作用的不止一个因素，既有关键帝王或枭雄的个人性格，也有客观上的王朝制度，更有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

秦国以法家兴，灭六国，统一华夏，以“不施仁义”而骤亡。

汉朝吸取了教训，到董仲舒时独尊儒术，或者说儒法并用，终于形成了一整套令王朝得以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并赖此制度，长期雄踞世界之巅。

刘邦是泼皮无赖和英雄人物的综合体，本身是看不上儒生的，每每见到戴着高帽子的儒生，都要抢过帽子在里面尿上一泡，或者动辄指着鼻子大骂一通，但他是个懂得时势的实用主义者，这种气质，用项羽的谋士范增说，就是有龙虎气，望之成五彩，帝王气象也。

所以，读《资治通鉴》，刘邦反秦之初，与项羽无异，动辄屠城，但进了关中，在张良、萧何一帮儒生的循循善诱之下，就要怀柔和约法三章了，乃至为了瓦解项羽的人望，要假惺惺为了死去的傀儡义帝楚怀王当众大哭一场。

项羽则不然，实在人，也是莽撞人，一边是屠城从头屠到尾，一边又是不合时宜的优柔寡断的“仁慈”，用韩信的话说，就是匹夫之勇加上妇人之仁，与刘邦一比，高下立现，乌江自刎纯属自找，何必怪时运不济。

按照司马迁先生惟妙惟肖的笔触，秦始皇应该是个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的人，根子在于他的身世，亲爹究竟是谁至今未有定论。

吕不韦见秦异人奇货可居，所以搭上怀了自己“种子”的姬妾，豪赌一把，从一个在社会地位上屈居末流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国家的宰相，甚至疑似成为秦始皇的亲爹，算是古今中外最大一笔买卖。

也正是这笔买卖，让商人的形象，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一直抬不起头，沦为历史的边角料，居于士农工商之末流，到改革开放后才翻身改命，称之为企业家。

秦始皇虽贵为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皇帝，但自己的身世不清不楚，母亲还和一个“大阴人”嫪毐私相授受，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并很可能引发出无法控制的精神疾病，迷信方士，求长生不死药，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潜意识里还是认为自己是个病人，要给自己治病。

虽然贾谊是对的，秦朝灭亡的原因固然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但贾谊的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还是说得刻薄了些，

人生如此短暂，人世如此艰难，我们就不要去嘲笑这个伟大的精神病患者了吧。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个玉树临风的历史学家，著有《大时代博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