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梅派最优秀的女弟子，言慧珠在京剧、昆剧表演上十分有天赋和造诣。

她一生酷爱表演京、昆艺术，早年曾四处拜师求艺，随时记录，用心揣摩，凡有出演的机会，便是受再多的委屈、再苦再累也不肯错过。

她的天赋和刻苦，让她在菊坛众多坤伶争艺斗艳之时脱颖而出，为广大观众和媒体盛赞为“京剧皇后”。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的到来，使这位“京剧皇后”遭受了最大的劫难。

在被推到“悬崖”边上时，为保全自己的尊严，她决心自尽，唯一放不下的是她年仅10岁的儿子，让她有挂怀的还有她“搭伙过日子”的丈夫。

言慧珠祖上为蒙族。清朝道光年间，言家曾有人官至军机大臣，并在死后得道光帝加封为“文清”，可见其家族的确具有一定的底蕴。

这也使得后来言慧珠决心学戏为伶，就受到了家人不小的阻挠。

言慧珠是1919年生人。她出生时，晚清已经被推翻。民国的到来，让一切重新“洗牌”，她的父亲也断了蒙荫入仕的可能，因酷爱京戏，四处高声喝彩，俨然一位“捧角儿”的京城老少爷们。

言慧珠聪慧伶俐，能歌善舞，作为家中受宠爱的“言二小姐”，幼年曾经常被父亲带在身边，受父亲影响爱上了京剧，每每看到妙处时总是起劲带头鼓掌，言行举止与一般的大家闺秀多有不同，为此还时常“做客”京城各大小报，成为了“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的女主角。

不过，面对外界非议，言慧珠选择不予理会，之后依旧我行我素不屑一顾。

那时，她一边在北京名校春明女中上学，一边开始拜师学戏，先是跟随梨园界“通天教主”王派传人程玉菁学程派青衣，又拜在朱桂芳、阎岚秋门下学习武旦，还时常以小票友的身份客串粉墨登台，好好满足了自己的戏瘾。

言慧珠10来岁时，父亲言菊朋还对她多有纵容，但只是到她16、17岁，越来越接近适婚年龄时，为了她的“名声”着想，他就不再同意她外出学戏，一直从中阻挠。

只是，数年的学习，让言慧珠越来越习惯且痴迷于京剧表演，甚至，她在这一领域已经展露了一定的天赋，频频被有偿邀请出演。

自觉羽翼丰满，言慧珠在言菊朋的一再逼迫下直接辍学以示抗议，并从此正式下海唱戏。最终，这场父女之间的拉锯战，以女儿胜出作为结局。

这之后，言菊朋无奈允许言慧珠弃学从艺，不仅为她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还协助她辗转多个门派拜师求艺，在她学艺遭受挫折时温声开导。

甚至，言慧珠在求艺的路上能够摆脱“照葫芦画瓢，一味模仿”的困境，转而充分运用自己的天赋条件，如独有的甜美、清亮的嗓音，光彩照人的舞台扮相等，从宗程转向宗梅，叫座胜过许多科班出身的演员，也离不开她父亲的劝说和开导。

这之后，言慧珠的表演以梅派艺术为规范，1939年赶赴上海登台演出《扈家庄》，1940年赶赴天津演出《霸王别姬》，其父都随行左右。言慧珠的表演艺术也经过现实检验，在京津剧坛打响了名声。

可以说，父亲的支持与帮助，让有天赋、肯努力的言慧珠少走了许多的弯路。

20世纪40年代，言慧珠转战北平、天津舞台献艺之时，梅兰芳正蛰居香港。言慧珠见状，干脆大胆聘用了梅兰芳在北京的班底，请来了贯大元、程继先、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等著名演员，合演了许多梅派代表剧目，受到了北平、天津许多观众的欢迎和赞扬。

此举也让言慧珠更加打响了名声，结识并博得了梅府的许姬传的好感，经其介绍拜见了梅兰芳，于1942年在上海梅宅大摆筵席，正式对梅兰芳行了拜师礼。

言慧珠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打动了梅兰芳夫妇。梅兰芳让自己的班底陪言慧珠唱戏，言慧珠的技艺也得以更上一层楼，渐渐成为了得天独厚的梅派传人。

言慧珠专注学艺和表演之余，也密切关注着国家大势，显露了一定的家国情怀。

比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言慧珠就义不容辞地参加了上海文艺界发起的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活动，为筹集战争经费做了贡献。

1953年时，她还积极响应党组织和政府的号召，带领其私营的剧团参加了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冒险深入炮火连天的朝鲜战争，开展了长达了2个多月的慰问演出活动。

此次经历，使言慧珠大有感触，受到了启发，归国后编、导、演了一些新剧目在北京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这也是言慧珠演艺生涯里最风光得意的时候。

往后，因为政策的改变，“不合时宜”的她就迎来了急转直下的命运。

1955年，因为相关政策颁布，言慧珠苦心经营并取得硕果的私家班底被并入了新型国营剧团，言慧珠一时难以接受，且难改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性格，也就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在国营剧团里一半主动一半被动地陷入了孤立的僵局。

经文化部出面疏通，她也在这一年被调离北京，入职了上海京剧院。

只是，彼时的上海京剧院已经有了两位头牌旦角儿，言慧珠加入之后很难出头，此后一年的时间竟然只出演了13场戏，这让本就受挫的言慧珠更加心灰意冷，抱怨连连。

加之言慧珠生性孤傲，不愿迎合，她在上海京剧院的人缘极差，上下结下了不少的冤家对头。

这使得1957年，因为一些政策的出台，她就被有心人抓住机会调入了上海戏曲学校，担任副校长一职。

她也因此不得不接手一些行政事务，越发少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言慧珠对此很是气愤，在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她毫无顾忌地发泄了自己的怒火——不仅指出了戏曲工作领导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还当场大呼“我要演戏”。

言慧珠的此次发言并没有为她的演艺事业带来好的转机，反而为她“开启”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灾害。

言慧珠被指责是“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

生性孤傲的她不愿屈服，还想抗争。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见势不好，带着一定的善意找到了她的老朋友许寅来做她的思想工作。

许寅果然知晓言慧珠最大的软肋，直白地告诉她，哪怕是为了她年幼的儿子言清卿，也一定要拿出一份像样的自我检讨。

最终，言慧珠交出了检讨，得到了徐平羽出面力保，又有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才险之又险地“过关”，没有被戴上“帽子”。

周总理、徐平羽等领导爱惜言慧珠的出众才艺，又对她风风火火无所顾忌的作风感到头疼，因此，每有重大演出或出国访问演出活动，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找言慧珠做思想工作，就怕在特殊环境下，她会因为她的言行把好事变成了祸事。

言慧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受一定保护地成长成了梅派女演员中的佼佼者，几次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遗憾的是，1964年，某人插手文艺界之后，就立即对言慧珠释放出了最大的恶意。

在说出“叫言慧珠别演啦”之后，言慧珠再也没有机会登台演出。这对酷爱演戏的言慧珠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再加上此后，一些反动势力频频对言慧珠发难，一年多的时间里，言慧珠被多次抄家，本人也受尽凌辱。

1966年，言慧珠再也不堪忍受迫害，失去了求生的欲望，选择以死抗争。

决定自尽的晚上，言慧珠并没有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她的晚年伴侣余振飞。

余振飞是她在1957年不情不愿被调职到上海戏曲学校时结识，当时她任副校长，余振飞任校长，两人因工作需要打了很多交道。

余振飞中意她的才艺、年轻和美貌，她选中余振飞，则是为了要他陪她唱戏。两人走到一起时甚至立有“君子协定”，称一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隔天就会离婚。显然两人的结合并非因为真爱，而是各有条件和目的。

这也使得言慧珠决定自尽时并没有知会余振飞，余振飞也许知情，却在言慧珠自尽的当晚躺在床上装睡的原因。

网传言慧珠自尽前跪求余振飞抚养她的儿子，其实是误传。

资料显示，言慧珠在自尽当晚将自己的全部存款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五千元，充当抚养儿子的生活费，立有纸条写明“谁抚养儿子就交给谁”，一份则是七千元，是留给余振飞一人的。

余振飞隔天醒来，得知言慧珠在洗手间自尽时，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没有要言慧珠留给他的钱，也没有看言慧珠留下的遗书，这些钱物都被闻讯赶来的反动份子所收缴。

他为言慧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她的遗体被抬走前，给她光着的双脚穿上了一双玻璃丝袜。

粉墨春秋 绝代佳人——梅派最优秀女弟子言慧珠小传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京剧往事 下 第9卷》 2021

曹可凡著.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