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诈骗罪作为典型财产犯罪，其数额认定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准确性。在本文中，郑州经济犯罪刑事律师申法法律师以刑法规范与司法实践为视角，系统解析诈骗数额的计算原则与扣除规则，明确“实际骗取”与“损失填补”的辩证关系，旨在为司法实务提供清晰的认定路径，平衡犯罪惩治与权利保障的价值目标。

一、诈骗数额认定的核心原则

（一）实际取得标准的规范基础

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数额以行为人实际取得的财产价值为基准。司法解释体系（如1996年《诈骗案件解释》）强调需排除未实现的犯罪预期，例如合同诈骗中虚高的标的额仅作量刑参考。在李某合同诈骗案中，其利用虚假工程合同骗取预付款300万元，虽合同总额标注5000万元，但法院仅以实际到账金额认定犯罪数额。

（二）被害人损失衡量的补充功能

诈骗罪的法益侵害本质要求将被害人实际损失纳入评价体系：

直接损失优先：以财物转移为核心损害内容；

间接损失审慎考量：利息、预期利润等仅在量刑阶段酌情评价。如王某以高息理财诈骗1000万元，法院未将被害人主张的300万元预期收益计入犯罪数额，但作为从重量刑情节。

二、犯罪数额扣除的特殊情形

（一）案发前归还财物的扣减规则

司法解释确立“实际未归还数额”标准，包含两种类型：

主动退赔：行为人基于悔罪意愿返还财产。如张某诈骗后主动退还200万元，该部分从总额中扣除；

循环诈骗填补：以后次诈骗资金偿还前次被害人。在周某系列诈骗案中，其用后期骗得的500万元填补前期缺口，法院仅以最终净损失800万元定罪。

（二）行为人支付财物的分类处理

可扣除情形

货币类支出：定金、预付金等可直接抵偿损失。例如赵某支付50万元定金骗取机床后潜逃，该定金从150万元诈骗总额中扣减；

等价流通物：黄金、数字货币等具备即时变现能力的财产。

不可扣除情形

犯罪工具成本：租用场地、购买作案设备等支出；

无效偿付物品：与被害人需求无关的财物。如孙某以滞销商品抵扣诈骗款，因无法实现被害人交易目的不予扣减。

三、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与应对

（一）混合支付的证明难题

当行为人支付财物兼具赔偿与犯罪成本属性时，需通过资金流向分析确定性质。在某集资诈骗案中，陈某将200万元用于支付利息与购买豪车，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区分资金用途，仅将利息部分认定为可扣除款项。

（二）扣除标准的统一化需求

当前司法解释对“利用可能性”“法益恢复”等概念缺乏量化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建议构建三级评估体系：

流通性评估：判断财物是否具备即时变现能力；

目的关联性审查：验证支付行为与被害人损失的对应关系；

价值相当性检验：确保扣除数额不超过实际损失范围。

四、认定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构建动态扣除机制

审前阶段：允许嫌疑人通过退赃退赔减少基准刑；

审判阶段：将履行赔偿情况纳入缓刑适用考量；

执行阶段：建立追缴与退赔的衔接程序。

（二）强化司法审计功能

引入专业会计鉴定解决复杂资金流转问题。在钱某电信诈骗案中，通过分析12个层级账户的6万条流水记录，准确剥离犯罪成本与可扣除款项。

（三）发布指导性案例

针对高发的网络诈骗、合同诈骗等类型，通过典型案例明确：

虚拟货币支付的扣除认定标准；

混合支付场景的证据审查要点。

结语

诈骗数额认定需在行为人中心主义与被害人本位之间寻求平衡。申法涛律师认为，通过明确扣除规则、完善证明方法、统一司法尺度，既能实现精准打击犯罪，又可最大限度修复受损法益。未来应进一步细化扣除标准，构建刑民协同的追赃挽损机制，推动诈骗犯罪治理体系向精细化、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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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涛律师，郑州著名律师，律师团负责人，首席刑事辩护律师，14年刑事案件办理经验，专门办理全国各类重大、疑难和复杂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