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恢复名誉，14年艰辛终得正义。|刘鼎|延安|潘汉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宣告结束，“左”的思想逐步得到纠正。1978年，刘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航空工业部顾问。

他已年逾古稀，每天很早就来到办公室，按时上下班。按照部党组的分工，他主管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协助主管民品的副部长，抓民品生产。他不顾年老体弱，每年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去工厂、研究所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与资料，对改革开放新时期，航空工业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常说： “没有第一手资料，工作起来心里不踏实。”

他对航空工业的技术改造和民用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对航空工业部的工具生产特别关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79年，刘鼎去汉中考察3147厂，参观了工厂的各个生产车间后，他要求工厂一定要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并切实抓好工厂的技术改造和硬质合金工具的研究开发工作。他还要求工厂争取与先进国家的同类工厂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争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80年代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该工厂的汇报，对工厂与外商的谈判情况与合作进度他都很关心。3147厂每开发出一种新产品，他都欣喜万分，并与国际同类产品进行比较，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在他的关怀下，3147厂的产品，终于打入了国际市场。

航空工业的专业化工厂在刘鼎的指导和关怀下，都加强了设计工艺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力量，力争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到80年代后期，成套组合夹具和硬质合金工具等民品，不仅为航空工业的科研、试制和生产做出了贡献，而且成为出口的支柱产品之一，远销英、美、德、瑞典等国家。

1985年9月，刘鼎在办公室看到航空工业部《工量具出口情况简报》,非常高兴，他在文件上作了批示，这是他一生工作上的最后一次批示。从批示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热烈拥护，以及对中国产品能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航空工业的011基地在我国西部的山沟里，刘鼎从来没有去过。1980年，他决心到三线工厂看看，部党组考虑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了7年，体质较弱，劝他不要去，他说：“那里有那么多工厂和职工，我在航空工业干了十多年没有去过，实在说不过去。我这次去是还欠账的。”

011基地对刘鼎前去考察十分重视，派出有经验的领导和司机全程陪同，用了20多天，看了20多个工厂和研究所。他那时已经78岁，还坚持每天看一个单位。他每到一个工厂，首先是进车间、钻山洞，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交谈。他知道铸造车间又赃又累，每到有铸造车间的工厂，他都要到铸造车间去看一看。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知道他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还能够到深山沟来看望他们，深表敬佩。

刘鼎对这次能够到011 基地考察很高兴，他深情地说：“这里的职工了不起，他们常年与大山为伍，终日以工厂为家，默默地为航空工业奉献。他们乐观豁达、以苦为荣，经得起穷山恶水考验，耐得住孤独寂寞，这就是深山航空人的高尚品德。”

刘鼎还兼任着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的工作，周恩来亲自指定他担任《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的组长。80年代初，西安事变史的编写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他一方面收集史料，一方面注意协调各方面人士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同意见。他对史稿的每一章节都本着求实、存真的态度，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段逐句修改。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处理上，非常慎重，反复核实材料、反复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

他对整个史稿及时找编写人员商谈如何修改，对搞不清的人和事组织专人专访。他认为，党中央把这个艰巨、伟大的任务交给他，他必须对党中央负责、对历史负责。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基本完成了《西安事变史》和《西安事变大事记》的初稿。

刘鼎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不少的历史大事件，接触了许多革命先驱。他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时，知道什么就写什么,知道多少就写多少，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他说：“扩大或缩小都是不负责任，给工作人员带来麻烦；重者就是对历史的歪曲，是犯罪行为。”

刘鼎在撰文纪念中国早期的革命活动家、莫斯科东方大学校友彭干臣烈士时，和魏文伯同志一起，证明了“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是彭干臣，而不是传闻所说的朱德同志，从而纠正了这一错误的历史传闻，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彻底平反，安然离世 (1986)

1975年8月，三机部原党的核心小组对刘鼎1931年被捕和 1935年被俘问题作出“1931年自首叛变”和“1935年投敌叛变”的错误结论，并提出因有特殊贡献，不以叛徒论处，保留党籍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又于1978年1月批复同意，并作了通报后，他心里特别难受。

他思来想去考虑了很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1982年3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的申诉：

“三机部党组并转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曾以对我问题的处理——不以叛徒论处，保留党籍，作为特殊案例在党内外相当大的范围内传达过。现在请求中央复查我的历史，对我的问题重作结论，并在同样范围内公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接到刘鼎的申诉信后，批示中央组织部速办；中央组织部批示中共三机部党组迅速复查。中共三机部党组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复查，并于同年4月4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复查结论。复查结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问题

刘鼎同志在上海我党特科工作时，确因叛徒出卖，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晨在上海外滩公园被捕，关在租界巡捕房。于十月十二日经江苏省伪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引渡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监狱关押十余天，即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二年，监押在南京陆军监狱。一九三二年七、八月由特务头子康泽保释出狱，考核试用。在等候分配工作时，于十月间逃回上海找党。

刘鼎同志被捕后，敌人当即逼问其住址和同党，刘鼎同志为保护同志，以供假地址和拖延时间的方法应付敌人，使家里人(当时的爱人吴先清、妹妹甘棠，及同住的郑家康和郑的爱人安娥，均系地下党员)得到他被捕的消息，而及时转移。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说出真实地址。当敌人带着刘鼎同志到家搜查时，恰巧郑家康转移后又回家取东西碰上敌人被捕。当时刘鼎同志只说郑是他的房客，未暴露郑的身份。

刘鼎同志被捕后，化名戴忠、甘作民，承认加入共产党青年团，担任报告事务，还写了一纸署名“甘”的材料，其内容多系编造和似是而非，没有暴露党的机密。

蒋介石视察南京监狱时，为了诱骗一些在狱人员为其效劳，曾接见过一批在押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刘鼎同志也一起受到接见。之后，蒋介石下令给康泽将这批人“保释、考核、试用”。刘鼎同志在保释出狱等候分配工作时乘机逃回上海，向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汇报了被捕后的主要情况。一九三三年春被派往江西苏区工作。

刘鼎同志被捕后，按照当时新特科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假自首、假投降的精神，相机应付敌人，承认了身份，写了“自首书”,但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没有供出同志，与他有关的重要人事均安全存在，党的组织未遭到任何破坏。原结论说，“供出了我党重要机密”,定为“自首叛变”,是不符合实际的，应予纠正。

二、关于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俘问题

刘鼎同志一九三五年在我赣东北兵工厂任政委时，正值国民党向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我兵工厂即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同年七月间，刘鼎同志和其他四个人，在一次夜间转移中遭敌伏击、冲散。天明之后，刘鼎同志在寻路时被敌军俘虏，被缴去手枪一支。押送江西横峰敌二十一师师部，后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转送九江感化院(即俘虏营——作者注)。

于同年十月从九江感化院逃回上海，找到党的关系后，被介绍去延安，途经西安时，与张学良接头，做了一段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到延安。

刘鼎同志被俘后，说自己是搞技术工作的。押在敌二十一师师部和九江感化院期间，确曾先后两次向敌人画过我兵工厂部分产品的图样。均属一般性问题。原结论“自动下山携枪投敌”,定为“投敌叛变”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刘鼎同志在上海被捕和在江西被俘问题的主要情节已经清楚。本人申诉、交代与旁证材料基本相符。

刘鼎同志在被捕、被俘后，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党的组织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而且都是自动乘机逃脱出来，积极找到党的组织，坚持革命，积极工作。几十年来为我兵工建设做出了成绩。特别在西安事变中是经过考验和有贡献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刘鼎同志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原结论“在上海自首叛变”、“在江西投敌叛变”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意见：撤消三机部原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刘鼎问题的结论报告》,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到中共三机部党组的复查报告，经过认真的复查，在潘汉年同志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后，对刘鼎同志的历史问题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198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为刘鼎同志彻底平反的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刘鼎同志的申诉，三机部党组对上述问题(指1931 年被捕和1935年被俘问题——作者注)进行了复查，一九八二年四月作出了《关于刘鼎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报告》。

已查明刘鼎同志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和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俘后，都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党的组织未受到任何破坏，而且都是自动乘机逃脱出来，积极找到党的组织，坚持革命，积极工作，几十年来为我军工建设做出了贡献。特别在西安事变中是经过考验和有贡献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刘鼎同志是忠于党的事业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机部为刘鼎同志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为刘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三机部党组《关于刘鼎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报告》, 业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特此通报。

1985年9月，刘鼎因病住进了医院，确诊为胰腺癌。他的历史问题中央已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1953年他受到撤职查办、留党察看的错误处分，仍然没有得到纠正。这一问题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兵器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工作的评价。

他考虑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日子不会太多了，1986年3月，他不得不给胡耀邦和陈云写信，信中写道：“抗美援朝末期，我受到撤职查办及留党察看的处分，这个处分是不公平的，我请求党中央给予复查、平反。

当前，兵工部门正在编写兵工史，对我1953年受处分这一段历史不理解，兵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努力完成任务，支援了前方，受到嘉奖，为什么兵工的领导人倒受处分呢?他们想不通，要求我讲述这段历史。

为了解除因我所受处分而使整个兵工事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受到株连，为了有利于国防工业建设，同时我已是年老病重的人，清理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总结一下思想也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向党中央提出历史事实的申诉，请求党中央给予复查。”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刘鼎的申诉，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复查。

1986年5月10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复查刘鼎同志1953年所受处分问题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郑汉涛、徐驰、唐成仪、来金烈、王晓光、彭达、刘正栋、沈丁祥、李滔、杨占昌等，都是和刘鼎共事多年或了解当时情况的老同志。

与会者分析了抗美援朝时期兵器工业状况后，一致认为，兵器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是有贡献的，刘鼎同志在兵工建设上是有成绩的。1953年刘鼎被撤职查办一案，涉及到对整个兵器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工作评价。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兵器工业这个时期的工作，不仅对刘鼎同志个人所受处分可以得到纠正，而且对近百万兵工队伍也是一个鼓舞，激励他们解放思想，献身兵工。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刘鼎一案，当时把兵工生产中的问题看重了，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对个人责任追究过头了，是一起错案。中共中央决定复查审理，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5月26日作出了《关于撤销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处分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同年6月2日发出了通知。

《决定》的内容如下：

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任二机部副部长期间，政务院以其 “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等六条错误，给予撤职降级处分，中央纪委给予留党查看一年(实际上宣布为二年——— 作者注)的处分。今年四月，刘鼎同志对所受处分问题提出申诉，要求中央给予复查平反。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我们进行了复查。

经查，建国初期，我国的兵器工业十分薄弱，处于基本停产状态，百废待举。当时中央指示：“军工后勤部的生产部门，立即要计划准备……把战时工业、战时经济，转变为平时工业、平时经济。”

一九五O 年末突然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要求立即重新组织兵工生产。兵工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克服困难，积极投入战时生产，日夜奋战，除生产出大量枪炮、弹药外，还研制生产出了火箭弹、无座力炮等反坦克新型武器，供应了前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内武器生产基本上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是有贡献的。

刘鼎同志主持兵工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也是有成绩的。当时供应的武器中确也出现过某些质量问题，主要是由于兵工生产领导体制尚不统一，技术力量薄弱，生产工艺落后，检验标准不一致，以及运输、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发现武器质量问题，当即采取了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了。

刘鼎同志主管兵工生产，对生产中出现这些问题，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处分决定中说他 “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的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等等，是不妥当的。

根据上述情况，一九五三年给予刘鼎同志的处分不够妥当。为此，决定撤消一九五三年四月六日中纪委《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建议撤消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政务院《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所犯错误的通报》。恢复刘鼎同志行政工资七级。

《关于撤消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处分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同年6月2日发出通知，就在这一天，由中央组织部顾问郑伯克同志代表中纪委和中组部到北京医院病床前向他宣布的，消除了压在他心头30多年的一个包袱，使他安然离世。

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习仲勋、李鹏、姚依林、萧克、黄华、吕正操等同志和国际友人路易 ·艾黎曾经到医院看望。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4岁。

1986年9月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鼎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姚依林、薄一波、宋任穷等前往参加。刘鼎的生前友好共800余人参加了告别，是他的殊荣，也是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