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的解放大西南战役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军部队竞相起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大西南解放进程中累计歼灭国军达93万余人，这其中有超过50万人是起义投诚贡献来的。
在所有起义部队中，罗广文的第15兵团又显得比较另类。作为国军“土木系”将领之一，罗广文和他的第15兵团并没有被放置在川北或川东一线阵地上，而是充当来回奔波救援的“消防员”角色。
最终，15兵团不仅未能挽救北线胡宗南集团和东线宋希濂集团的颓势，自身也在驰援过程中折腾的疲惫不堪，继而被我军寻机击溃。
所幸罗广文本人在最后时刻认清形势，加之身边有我党秘密党员的弟弟罗广斌的积极争取，最终促成了他于1949年12月25日率部在川西新都通电起义，正式脱离老蒋的指挥约束。
随后，15兵团于1950年1月1日奉令全军开赴川北的蓬溪地区接受解放军改编。值得一提的是，被罗广文派往西南军区汇报接洽的联络官、时任15兵团少将副师长的马士弘，惊奇的发现站在贺老总身后的年轻人，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五弟马千木。
说起马千木这个名字，可能都会觉得陌生，但他的另一个笔名“马识途”，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国人对马识途老先生的普遍印象，一是高寿，二是高产。
马识途生于民国四年，逝世于去年3月份，跨越了整整110个春秋，无论在作家职业圈还是全社会范围内，这样的高寿命都是凤毛麟角。
马识途在文坛上留下了诸如《清江壮歌》、《三战华园》、《巴蜀女杰》、《夜谭十记》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尤其是根据《夜谭十记》中部分章节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子弹飞》，一经上映后热度便居高不下，时至今日仍被许多博主、大V们拿来深度解读。
其实，纵观马识途的百岁人生，创作只是他的一个“副业”，真正自始至终坚持的主业还是“革命”。
马识途出生于四川忠县石宝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马玉之早在四川军阀刘湘手下做过三任县长，在任期间曾下大力气清剿当地的匪帮势力。
从小在这样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识途，除了对书本学习内容循规蹈矩外，尤其崇拜武侠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豪杰们，无形中为他日后走向职业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16岁这年，初中毕业的马识途遵照家训“本家子弟十六必须出峡”的教诲，乘船东出三峡前往北平。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不久，马识途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火，自此之后，他就踏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同一时期，同在北京就读的马识途三哥马士弘，目睹日寇铁蹄肆意脚踏华夏国土的恶行后，毅然响应参军号召，报考并进入黄埔军校第11期学习。
1935年10月，军校毕业后的马士弘先是被分配到川军邓锡侯第28军中任职。在当时来讲，这也算是老蒋对四川军阀“中央化”而采取的一种分化瓦解手段。但不久之后，马士弘又收到四川老乡、时任第18军第14师42旅少将旅长的罗广文邀请，前往该旅担任侦察连连长。
之后的马士弘就完全走上了一条职业军人的道路，从淞沪会战、常德会战再到石牌保卫战，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马士弘始终坚守自己救亡图存的初衷，以战场浴血杀敌来践行自己的“出峡”承诺。
同一时期的马识途，一边积极参加服务团宣传游行活动，一边进行革命进步文学创作，并在1938年3月由湖北组织部长钱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职业革命生涯。
马士弘这边战场奋勇杀敌报国的同时，五弟马识途的命运也在悄然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加入组织开始，“马识途”的名字替代“马千里”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下，寓意“觅得正途、老马识途”。此后，马识途一边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宣传和革命真理的文章，一边以地下工作者身份积极投身隐蔽战线和农村建设工作。
不过，隐蔽战线的工作向来充满九死一生的风险性，对马识途来说也不例外。
继1941年春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以老蒋为首的反动派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摩擦行动高潮，马识途所在的鄂西特委也遭到特务组织的摧毁，加之内部叛徒出卖，大批党政干部和进步人士被逮捕。这其中，也包括与马识途同龄的妻子刘惠馨。
此时的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尚不满一年，女儿出生也不过才一个多月。遗憾的是，年仅26岁的刘惠馨最终于同年11月底被特务杀害于湖北恩施。
而另一边的马识途情况也不乐观，自从被列入反动派的通缉名单后，他整日辗转腾挪、疲于奔命。好在父亲和三哥的出面斡旋，冒着极大风险将马识途接返四川忠县老家躲避，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自古忠孝难两全，这次见面是父子三人自“九一八事变”后的首次见面，也是整个抗战期间的唯一一次会面。
几个月后，马识途只身前往昆明，凭借此前的高中毕业证书，顺利报考了西南联大。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一面以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身份积极组织开展学生运动，一面撰写了《老三姐》、《回来了》、《小交通员》及《清江壮歌》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抗战胜利后，马识途受组织委派，前往滇南继续负责组织领导游击战争的工作，直至1949年底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马识途以政工干部身份随贺龙、李井泉的18兵团进军成都，迎接西南解放时刻的来临。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月，因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被捕后叛变，直接造成特委机关被敌人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工作者和民主进步人士纷纷被捕入狱，大都牺牲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
好在马识途隐蔽及时，有惊无险，加之对该地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在事发后第一时间组织未暴露的同志疏散转移，自己则在2月初被组织被安排赴香港汇报工作，直到4月初回到北平后随解放大军南下。
马识途随贺老总和一野18兵团入川后，在因缘际会的巧合下，与前来接洽起义整编工作的三哥马士弘重逢。
一个是解放军川康特委副书记，一个是国军15兵团少将副师长，自1941年在家乡忠孝匆匆一别，兄弟二人已有8个年头未及相见。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守得云开见月明。”
历经多年战火沧桑的兄弟二人一同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晚年的二人又一道选择了笔耕不辍的创作之路。
尤其是作为抗战老兵的马士弘，晚年曾留下诸多回忆自己抗战经历和目睹日军凶横残暴罪行的文稿。2014年，他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出版时，时年103岁高龄的马士弘专门为出版座谈会写了发言稿，并直言“愿意为国再上战场”。
也是在同一年，马士弘所著的《百岁追忆》与马识途创作的《百岁拾忆》共同出版，两位百岁老人一同回忆了他们坎坷却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2016年5月8日，105岁的马士弘因肺部病变去世，成为出川抗战老兵中最高寿者。闻听噩耗后，101岁的马识途提笔写下了对三哥的最后敬挽之辞：
4年后，马识途对外宣布彻底封笔。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