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地名人名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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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你真的要走吗?”
王建国没有回头。
“你妈走了,这个家也就散了。”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木头,干涩刺耳。
“可我们还需要你。”李明咬住嘴唇。王建国终于转身,眼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明子,有些路,人得自己走。”
他拎起包,消失在楼道的阴影里...
01
1995年的夏天,蝉鸣像是开了锅的水。
八岁的李明蹲在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看着蚂蚁搬运一块饼干屑。他的鞋尖早已磨破,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
“明子,快来。”母亲站在楼道口喊他。李明抬头,看见母亲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个子不高,皮肤晒得黝黑,手指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站在那里像根木桩子。
“这是王叔叔,以后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
李明眯起眼睛,没有说话。六岁的弟弟李强躲在母亲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那晚,李明睡在上铺,听见客厅里母亲和那个男人的低语。
“建国,委屈你了。”
“嫂子别这么说,都是我应该的。”
李明不明白什么是“应该的”。他只知道,从父亲两年前因工地事故去世后,家里再没来过陌生男人。
王建国睡在了客厅的小沙发上,他个子不高,但沙发还是短了一截,他的脚伸在外面,像两块风干的木头。
第二天清晨,李明醒来时,王建国已经不在家了。桌上放着热腾腾的馒头和一碗稀粥。
“王叔叔去哪了?”李强揉着眼睛问。
“去工地了,搬砖。”母亲系围裙的手顿了顿,“他会帮我们的。”
李明不说话,默默咬了一口馒头。他想起了父亲,也是这样,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最后那次,天黑了也没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像个影子,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总是带着灰土和汗味。吃饭时沉默寡言,眼睛却时不时瞟向兄弟俩。
李明讨厌这种目光,仿佛在偷窥他们的生活。
“我不喜欢他。”一天晚上,李明对弟弟说。
“为什么?他给我带了糖。”李强掏出一颗皱巴巴的水果糖。
“他不是我们爸爸。”李明翻了个身,面向墙壁。
两周后的一天晚上,王建国从工地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
“给你们买了些东西。”他的声音像砂石摩擦,把纸袋放在桌上就走进了卫生间。
李明打开纸袋,里面是两双新球鞋。不是名牌,但很结实。
“明子,强子,王叔叔对我们很好,你们要懂事。”母亲在厨房里说。
李明抓起新鞋,闻到一股橡胶和塑料的气味。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把鞋放进了自己的柜子里。
那晚,李明偷偷起来喝水,看见王建国坐在阳台上抽烟,一个小铝制烟灰缸放在膝盖上,黑夜里烟头忽明忽暗。王建国的另一只手握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不时轻轻抚摸。
月光下,李明看见那张冷硬的脸上有泪水闪烁。
李明悄悄退回房间,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
王建国来到他们家一个月后,邻居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那男人是谁啊?不会是...”
“听说是亲戚。”
“亲戚天天住着?”
母亲开始躲避邻居的目光,回家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一天放学后,李明被几个男孩拦住了。
“听说你家来了个野爹?”一个大孩子推了李明一把。
李明的书包掉在地上,里面的本子散了一地。他咬紧牙关,捡起地上的书本。
“我说你家那男人是不是傻子?天天不说话。”另一个男孩在一旁笑。
李明猛地站起来,拳头砸向那个大孩子的鼻子。然后他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打。
李明回到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惊叫着拿湿毛巾给他擦脸。
王建国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晚上,李明听见客厅里的说话声。
“我是不是该搬出去住?”王建国的声音。
“别傻了,你搬走了,我们怎么办?”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第二天,王建国早早出门,回来时手里拎着一瓶药酒。
“擦伤口,会好得快些。”他把药酒放在李明面前,转身走开了。
那个周末,王建国没去工地。他穿上稍微干净的衣服,对母亲说:“我去学校一趟。”
李明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但从那以后,那几个欺负他的男孩再也没找过他麻烦。后来他才知道,王建国找到了那几个孩子的父母。他没有打人,只是站在那里,说了一句:“孩子的事,大人别插手,但也别让孩子太过分。”
那天晚上,王建国喝了酒,比平时多说了几句话。
“明子,有人欺负你,你就打回去。打不过,回来告诉我。”
李明点点头,忽然问:“王叔,你以前有家吗?”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了。母亲在厨房里的动作停了下来。
王建国的手指敲着桌面,像是在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有过。”他最后说,“都不在了。”
“怎么不在了?”李强天真地问。
“别问了。”母亲拿着碗从厨房出来,打断了对话。
那天晚上,李明听见客厅里母亲低声对王建国说着什么。他隐约听到几个字眼:“事故”、“妻子”、“孩子”和“自责”。
从那以后,李明开始偷偷观察王建国。这个沉默的男人身上似乎背负着什么沉重的东西,让他的脊背永远无法挺直。
王建国手很巧。家里的水龙头漏水,他能修好;门框松动,他能固定;连邻居家的电视出了问题,他也能摆弄两下就让它恢复正常。
“你怎么什么都会?”李强崇拜地问。
“在工地上什么活都干过。”王建国简短地回答,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李明注意到,每当李强问他问题,王建国的回答总比对自己多一些。母亲说,可能是因为李强像小时候的王建国。
冬天来了,王建国的工作少了。他开始做些零工,修修自行车,帮人搬东西。有时一整天下来,只挣几块钱。
有一次,李明看见王建国在巷口蹲着,手里握着几枚硬币,看了很久,才慢慢放进口袋。回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感冒药。
“听你妈说你咳嗽。”他把药递给李明,“按说明吃。”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王建国把自己的棉袄给了李明,自己只穿一件毛衣外加工装。
“不冷吗?”李明终于忍不住问。
“干活热。”王建国搓了搓手,“我这人皮糙肉厚。”
三个月后,李明的身体好了。王建国的咳嗽却开始了,一咳就是半宿。
02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00年。
王建国已经在这个家住了五年。
他没有正式和母亲结婚,邻居们的闲言碎语也渐渐平息了。大家习惯了这个安静的男人每天早出晚归的身影。
李明上了初中,个子窜得飞快,身高很快超过了王建国。
王建国不再只是搬砖了。工头发现他手艺不错,让他开始做一些技术活。收入也比以前好了些。
一天,王建国回家带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明子,教你骑车。”他擦了擦额头的汗,“上了初中,学校远,骑车方便。”
李明看着那辆掉了漆的自行车,没说话。
“我不会教人。”王建国摸了摸鼻子,“你看着我怎么骑,自己学。”
他笨拙地跨上车,在小区里转了一圈,看起来既滑稽又认真。
李明忍不住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王建国而笑。
王建国看见他笑了,也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
李明很快学会了骑车。有时放学回家,他会看见王建国站在小区门口,假装在看报纸,其实是在等他。
“王叔,我不小了。”有一次李明对他说。
“嗯。”王建国点点头,但第二天还是站在那里等他。
李强上了小学,成了班里的小明星。他性格活泼,会讲笑话,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王建国每次参加李强的家长会,都穿得整整齐齐。虽然他从不发言,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但眼睛里的骄傲谁都能看见。
李明的家长会,他也去。但李明总是阻止他。
“不用了,我们班主任不怎么看重家长会。”李明撒谎。
其实是他不想让同学看见王建国,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那双粗糙的大手,和他嘴角那道长长的疤痕——据说是年轻时工地上留下的。
王建国似乎明白李明的心思,再没提过要去学校的事。但每次李明考试成绩好,他总会多给李明碗里夹一块肉。
李明十五岁那年,叛逆期来得猛烈。
他开始留长发,穿奇怪的衣服,和一群“不良少年”混在一起,经常逃课,有时深夜才回家。
母亲愁得整宿睡不着觉。
王建国不说话,只是每天晚上坐在客厅,看着门,等李明回来。
有一次李明回家已经凌晨,王建国开了门,二话不说,一个耳光扇过去。
“你算什么东西!”李明捂着脸吼道。
王建国被这句话刺痛了,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你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是。”他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吃了就睡吧。”
那一刻,李明看见王建国眼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不再管李明,甚至不等他回家。但每晚,李明回到家,总能看见桌上盖着的一碗面,热乎乎的,好像刚煮好。
李明不知道王建国是怎么算准他回家的时间的。
李明高二那年,母亲病倒了。
医生说是胃癌,已经是中晚期。
王建国像变了个人,跑前跑后,医院、药店、中医诊所,哪里有希望就往哪里跑。
他开始干两份工,白天在工地,晚上在餐馆洗碗。有时在医院里守了一夜,第二天照样去工地。
李明第一次看见王建国的头发在短短几个月里全白了。
“别上夜班了,我来守着妈。”李明对王建国说。
王建国看了他一眼:“你功课要紧。”
“我已经申请了休学。”李明说。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你恨我吗?”
李明愣住了:“为什么问这个?”
“我来了你们家,什么都没给你们,你妈还病成这样。”
李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恨王建国,但也说不上有多少感情。王建国就像一块石头,坚硬,沉默,却也可靠。
“我不恨你。”最后他说。
王建国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一个专家的联系方式,在上海,听说治这个病很有办法。”
“要多少钱?”李明问。
“我有积蓄。”王建国说。
李明知道那不可能。王建国的积蓄全都花在母亲的前几次治疗上了。
王建国每天变着法子给母亲做吃的。油焖大虾、清蒸鱼、鸡汤、排骨汤,样样都是母亲爱吃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些的?”母亲惊讶地问。
“看电视学的。”王建国挠挠头,“不好吃就别勉强。”
但每次母亲都吃得干干净净。
李明有一次在医院走廊上看见王建国蹲在墙角,偷偷抹眼泪。那双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擦着脸,像个孩子。
李明退了回去,没让王建国发现自己。
那段时间,李强懂事了许多。他开始帮着做家务,成绩也提上来了。
“王叔,我想当医生。”有一次李强突然说。
王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我供你上大学。”
03
2010年初夏,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
医生说,准备后事吧。
王建国像疯了一样,四处求医,甚至去找了民间的偏方。但都无济于事。
最后的日子,母亲躺在家里的床上,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树叶随风摇曳,影子在墙上跳动。
王建国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喂水喂药,翻身擦洗,无微不至。
李明和李强轮流请假回来照顾母亲。
一天下午,母亲突然对李明说:“让我单独和明子说会儿话。”
王建国和李强退出了房间。
母亲拉住李明的手,声音很弱:“明子,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王建国不是偶然出现在我们家的。”
李明心里一紧:“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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