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在五千余年的生产生活中，涵融凝铸了思想丰富、特质鲜明的文化精髓和文明标识，“革故鼎新”即是其中之一。“革故鼎新”源自《周易》，经中华各族人民和智者贤达千百年来的笃行践履与锤炼打磨，衍生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人格修养境界，也成为助推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而且是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进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务必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在中华文化的“革故鼎新”和“前后因循”中，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革故鼎新；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文化“两创”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GZGX17）、山东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重点项目“思政课教育教学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项目编号：SDS2022ZD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中国精神，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踔厉奋进，创造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成就，不能不说得源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伟大民族精神。“革故鼎新”源自《周易》的《革》卦和《鼎》卦，表达了破除旧观念、创造新思想，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精神信念，它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创新迭显的动力基点。

一、“革故鼎新”的意蕴本旨

“革故鼎新”一词始见于《唐中书令梁国公姚崇神道碑铭》：“夫以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于色，进退而不失其正者，鲜矣！”“革故鼎新”意为革除旧事物，推崇新事物。

追溯本源，“革”字始见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与金文的象形文字。《尚书·禹贡》曰：“齿、革、羽、毛。”在大禹时代，“革”是指各州进贡的特定贡品，是指褪去羽毛的皮。《尚书·尧典》载：“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在天地自然运行中，鸟兽一般在夏季顺天时以“革”，即褪去冬季厚重的羽毛。《说文解字》即载：“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属皆从革。”从此可勘察，“革”“治去其毛”有“更改之义”，引因而申为“凡更新之用”。

当“革”从自然状态引用到人为世界中时，便有了“变更”“革新”之意。《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革”意味着革命、更新。《周易》之《革》卦（离下兑上）《象》曰“泽中有火”，孔颖达疏曰：“‘泽中有火，革’者，火在泽中，二性相违，必相改变，故为革象也。”《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从卦象可以看出，水火相熄、势不两立，要么泽水浇灭离火，要么离火烧干泽水。这预示着革命是迫不得已的，必须作出决断。《革·彖》指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表明，“革”意味着革除旧的落后的事物与做法。因此“革”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被用作国家、王朝的重大改革与变法之意，意在革除陈旧不合时宜、不合自然之法。如：《新唐书·张九龄传》载，“国家赖智能以治，而常无亲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国家以有智慧的能人进行治理，但是没有亲民爱人之人，究其原因在于皇帝未按法则予以改革；《明史·西域传四·别失八里传》云，“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朕”，苍天察觉元朝后世之君骄奢淫逸，恃强凌弱，民不聊生，所以革除元朝国运，任命于明；《梁书·武帝纪上》也说，“飞鸿满野，长彗横天，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徵必显”。由此可见，“革”既有更新、改革之意，也有革除、消除之意。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革”有“顺天应人”之意，蕴含着“天地革而四时成”的自然顺应思想。对于“时”的感知，是先民们深刻认识环境变化的最初思想来源。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天地、社会、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据记载，在上古虞夏之际，先王们无一不重视“时”。如：黄帝“播时百谷”；帝颛顼“履时以象天”；帝喾“动也时”；帝尧“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帝舜“敦敏而知时”；禹“履四时”。有学者指出：“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精确掌握四时变化知识，以确定播种和收获的时机。《周易·革·象》说，“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君子要审明变化，而首要的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变革之象，制定历法，明确标度四季更变的秩序。“天地革而四时成”意味着四季的形成是天地自然变革的结果，而人的作用则在于认知天地的变化现象，把握自然变革的规律，进而有序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治历明时，标志着中华先民迈出认知变化、把握变革的关键一步，开始认知天地之道、把握自然规律。诚如西汉文学家扬雄《太玄·玄摛》所言，“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所以说，“革”蕴含着在继承中革新、在革新中继承的“通变”思想。

“鼎”也属象形文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形象为鼎，是古代蒸煮食物的容器，有足、有腹、有耳，也是古人宗庙祭祀的礼器。《说文解字》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者，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鼎”除了指烹饪器，还指古代统治者用以象征权力的法象器。夏朝建立之初，大禹用九州进贡来的“金”（当时称铜为金）铸成九座大鼎，并将牛鬼蛇神铸于鼎上，以承接天意，保护民众不受野兽与鬼怪的侵袭。从此，九个青铜制造的鼎便成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王权象征和传国之宝。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言，“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也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上古时代，随着巫术文化与王权的发展，“礼乐之制”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巫觋占卜”，鼎也从原来的祭祀用品转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鼎”由烹饪食器衍生为政权法器的过程中，萌发出“取新”义。《周易·序卦传》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变事物没有“鼎”化生为熟更为显著，所以“革”卦后是“鼎”卦。“鼎”具有“取新”之义，在于它发挥煮器的最基本的“化生为熟”功能。《周易》中《鼎》卦（巽下离上）《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鼎”表示用木柴烧火进行烹饪，在巫术文化中圣人烹饪食物祭祀天帝，进而大规模地烹饪以养圣贤，令其为君主效力。《鼎·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木上之火，徐徐新生，“有烹饪成新之法象”，君子则应该摆正位置，明确开创立新之使命。国家治理应该以鼎养人，以仁义之道教化天下。由此可见，从治国理政角度出发的“鼎”所包含的创新理念必然是以教养圣贤之士、贤能之君为前提。“鼎”从盛放烹饪食物的器皿、国家政权的象征到开创立新、圣贤教化的意义变革过程，是由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过渡的过程。

“革故鼎新”一词由先秦时期《周易》中《革》卦与《鼎》卦发展为“去故创新”之意，是对《周易》中天道、地道、人道运行总体规律的把握与认知。《周易·系辞下》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由《周易》中的“变通”思想推理而来。按照《周易·序卦》记载，《革》卦在《鼎》卦之前、《井》卦之后，“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道不可不革除污垢，鼎可以化生为熟、使水火不相害，是最好的革除旧事物的器具，“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是以，宋儒郑汝谐指出，“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则天下之乱滋矣”。因此，就其本质而言，“革”与“鼎”是《周易》中“保合太和”三极之道并行不悖、并育相生的活力之源。

“革”启示我们，在事物必须变革时，要树立勇于改革、与时俱进的理念，采取破朽除旧、顺天应民的措施，以扶正祛邪，健康发展。“鼎”则启示我们要正位凝命，务实创新，进而巩固改革成果。“革故鼎新”已经作为一种变通日新、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凝铸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铸就了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商鞅、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等变法革新的先锋，还有推行胡服骑射的武灵王、主张改制易俗的拓跋宏等积极推动社会改革的典范。他们身上那种反对禁锢、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挑战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是支撑中华民族持久发展、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强大动力。

二、“革故鼎新”是自我修养的精神境界

“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传承了五千余年的民族精神，体现着为人之道、入世之道和自然之道，更体现出一个人自我修养的精神境界。《周易·大畜·彖》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大学》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人只有“日新其德”、善于和敢于“革故鼎新”，才能称之为刚毅强健。

须知，修身是人生完善的第一步。《大学》有明确的德行修养排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是贤者、治国者的重要成长要件，“修身以自省”就是对自身的“革故鼎新”。儒家的孔子认为，人应该努力学习礼乐以提升自己的修养，“温故知新”（《论语·为政》）、“见贤思齐”（《论语·里仁》）、“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日新”的变革，人才能够认知自己，达到“仁”的境界。孟子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修身名言，揭示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自我努力、自我奋斗、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唯有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才能实现成就斐然的人生目标。荀子也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君子应时常反省自己，时时提醒自己走正道、勿有过。这承继和弘扬了曾参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优秀传统。

当然，先秦时期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智者也把是否进行自我革新作为人生修养的重要因素。比如，吕不韦强调，人生于世应时刻追求更为高尚、长远的成长，人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因此必须对自己进行“革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邪；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吕氏春秋·察今》），至于自己是否为“莫邪”名剑还是“骥骜”良马，结果未必重要，作为过程的“磨砺”“革新”才至为重要。

君子为学务必学会自省，也就是从“过去”的认知中不断走向“未来”，从之前的“旧认知”不断过渡到“新认知”。“自省”是“反求诸己”、归因于己的过程。《孟子·离娄上》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怨天不尤人，遇事首先反省自身、反求诸己，从自身的行为处事方式和思维方式找原因。当然，“错”未必是由己引起，也未必是自己的“错”，但反省改过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在自身，这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之意。宋儒张载也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所谓‘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以众人望人则易从，所谓‘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责己责人爱人之三术也。”自省就是自我主动照察省思，无需别人强求于我，我自有之，以有我之自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浩然天地。

就修养境界而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君子美德。朱熹曾说：“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在朱熹这里，“自省”已然成为“为学之本”，君子之学在“为己”，凡事皆从修己、律己、严己出发，克念始终、迁善改过，成就为与天道融贯之人。就本质而言，人反观自省的过程，就是革除自身弊病的过程，就实现了自我德行修悟的“革故鼎新”。程颐有言：“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君子“日新”，对于个人成熟成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也指出，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革新，“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唯贵在知过改过。一个人善于和敢于“迁善改过”，已然表明他的先进性和高尚性。只有在内心中真诚忏悔自省才能够实现“革故鼎新”，才能够真正做到“克己复礼”。即此而言，做好自我的“革故鼎新”，本身就是修行，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三、“革故鼎新”是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举措

“革故鼎新”“变法图新”贯穿于中国历代王朝演进的始终。早在《尚书·盘庚》就有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人追求“器”的“新”是顺应天道的必然选择。《周易·系辞上》曰：“变而通之以尽利”，治国理政与天道一样，都应变革旧事物，让新鲜事物流通起来，从而使得天下万物得“利”。《周易·系辞上》还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革”在于将不合时宜的旧事物进行消解，新事物沿“变”的规律“通”行顺畅；“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应始终坚持“变革”，并“因时而行”，以最新的形势作为变革鼎新的语境条件。

先秦时期的政治智者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和时代变革的必要性。《吕氏春秋·察今》就指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社会发展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不断革新、勇往直前的，面对新的问题和时代需求，治国者当寻求政治、法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不应简单地效法先王之法，而是要学习先王制定法律的方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王朝的更迭乃是天道自然。当然，王朝之所以能延续、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关键在于“维新”，在于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观念、新的制度法度。《诗经·大雅·文王》有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看到了周朝虽为旧朝，但是一直都在不断革新，从而成就了八百余年的辉煌。王朝更迭的必然规律和文化传承规律，孔子做出了清晰推断。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变迁、文化演进是必然的，而且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才能够实现革新，“损益”是实现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则，从而明确地表明了文化之间、前后朝代之间在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既传承弘扬又革新创造的因循关系。道家的智者庄子也充分认识到文化变迁、国家社会变革的必然规律，他认为“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外篇·秋水》），世间万物都因时而变且不停止。其原因就在于，世间万物“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糜，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内篇·齐物论》）。进而，庄子提出，“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外篇·天运》），国家法度也必须随时间改变。

法家代表韩非子是先秦时期“革故变法”的奠基者。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在韩非看来，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时移而法不易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法与时移，则禁与能变”（《韩非子·心度》），所以，不同时代的治国者应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论及是否应该“法古”时，韩非子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韩非子·五蠹》）因此，治国者应按照当前形势变革法度，不能够因为忌惮民众的忧虑而不变革。

韩非子思想的继承者商鞅，充分体现了革故鼎新的政治智慧。他指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君书·更法》）商鞅主张治国者不应守旧，而要根据时代变迁寻求变法。所以，他在秦国施行变法，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等一系列新举措，迅速使秦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壮大起来，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之后，秦、汉封建王朝继续实施一系列改革与革新措施，如秦始皇进行了法制建设和郡县制改革，汉武帝推行了政治改革和五铢钱铸造等，这些都是国家改革、文化创新的“革故鼎新”实践。

应该说，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一直注重社会政治领域和国家建设上的“革故鼎新”。汉代扬雄言：“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凡是符合现代、当今需要的传统文化便因循，凡是不适应现代、当今需要的传统文化便化革，决不可因为是古人、先人所创文化便要全盘摒弃。“革故鼎新”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只是革除旧物时不能一味地全盘否定，还要注意适度因循传承，“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刘安也反复申明变法革新的道理，《淮南子·氾论训》就指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日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不合时宜的文化制度务必革新去弊，而属于人们共同认可并能够继续彰显生命力的文化制度则可以因循传承。宋代的徐禧也指出：“天下之事，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也就是说，天下事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够革新，只是要顺应天时。当然，变革要从源头上抓起，诚如朱熹所说，“革弊，须从源头理会”。

“革故鼎新”“变法革新”固然是王朝进步维稳的基本原则，但应有相应的新制度保护改革成果。三国时的王弼在给《鼎》卦作注时指出：“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就是说，一个政权在采取了变革措施后，应建立新的制度维护变革的成果，并且将改革成果制度化，否则大乱指日可待。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一直在“革故鼎新”激励下推动社会变革。如，谭嗣同在《治言》中指出，中华民族历经了“道道之世”“法道之世”和“市道之世”的“革故”与“鼎新”的过程：“夏以后治乱损益不一，其大经大法，阅商周未之有改，是曰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变，尽取先王之法度弃而散凝之。故秦以后，治乱损益不一，其大经大法，阅汉、晋、隋、唐、宋、元、明未之有改，是曰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变。降一统而列邦，降朝请而盟会，降信义而货币，降仕宦而驵侩，而上国固已朒矣，而生民固已荼矣。此三王之所逆亿而不能，而汉以下所色然惊其未闻者也，是曰市道之世。此天之三变也。”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变革以图强救国。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与倡导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指出：“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唯有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才能不断进步。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革故鼎新”思想。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创造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故鼎新思想的重要性，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月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的百年来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以非凡的斗争勇气和智慧，砥砺前行、革故鼎新，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四、“革故鼎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进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无论是抵御外辱还是朝代更迭，中华文明都屹立不倒，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特性。一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信念和价值。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铸了积极进步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理想信念、境界追求，形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其中，“革故鼎新”是推动实现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方法和必然进路。

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特性是文化发展“历时性”的凸显，是“革故鼎新”理念下文化“前后因循”的规律使然。所谓历时性，是指主体产生、演进、新生的历程；文化发展的历时性，是指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演进、变迁的历程，体现出文化系统自身的延续性和传承性。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朝代的更迭，如汉、隋、唐，还是汉族与异族朝代的改弦，如宋与元、元与明、明与清，无论当政者如何变化，作为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以各少数民族文化为补充的中华文化始终一脉相承、熠熠生辉，所遵循的“正道”是中国文化的“古今融通、前后因循”哲学智慧。秦始皇时代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曾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与“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黔首”的“师古”与“非今”之辩，李斯将古今割裂，是今而非古，造成了“焚书坑儒”的文化之燹。秦的种种过错，归根到底就是“不语古”。古今之间当是既传承又融合的。汉代则积极吸取前朝教训，强调古与今的冲突融合，做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反思，扬雄所言“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就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阐释，更是对“革故鼎新”思想内涵的深层解读。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流的儒学，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结构，体现着一脉相承性。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儒家的致思路向。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开创儒家学派，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仁者，人也”提领学问之道，高扬主体人格、独立精神和理性自觉，以“和而不同”的中庸、中道论为哲学方法、生活法则和社会理想，并成为儒家知识精英的行为操守和道德境界。继起者孟子以四端之“仁义礼智”论人性本善，以“不忍人之心”说仁政，借“浩然之气”谈“大丈夫”理想人格，将始自孔子的“摄礼归仁”“摄礼归义”整合为“仁义礼智”一体浑融的仁本学。汉代董仲舒提倡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针，政治儒学走进历史舞台，并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地位一落千丈，但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古文运动”，儒学开始复兴，至宋元明，以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为核心的“新儒学”承续孔孟心性人学，开拓了理学、气学、心学等路向，儒学第二期大发展。不过，明末至清代，启蒙思潮勃发，黄宗羲代表的儒家民本理念、王夫之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等等，儒家文化的自我批判开启了儒学跌落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步伐加快，觉醒的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各种进步思潮，儒学的危机最终促成了一场哲学革命，诚如冯契所言：“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现代虽有以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将西方哲学与儒学融通，力图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但终究不能挽救儒学退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命运。

当然，儒学文化价值系统随历史时代唯变所适的过程中，儒学理论思维形态也随历史时代的人文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其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和诠释文本不断转换。只是，儒学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换，都是对以往既定的、固化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冲决，从而使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的元创期、两汉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隋唐的深化期、宋元明清的造极期和当代的创新期。先秦儒学以“道德之意”为核心话题，依傍“六经”，铸就了人文性的元典儒学，以没有杀戮、没有战争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为价值理想；两汉经学以“天人相应”为核心话题，依傍《春秋公羊传》，铸就了独尊性的经学儒学，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追求大同世界的人人安居乐业；会通儒道的魏晋玄学以“有无之辩”为核心话题，依傍“三玄”（《庄子》《老子》《周易》），铸就了思辨性义理的玄学儒学，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没有意义、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追求“玄远”的自由人生；融突儒释道三教的隋唐儒学，以“性情之原”为核心话题，依傍佛经和道经文本，凝铸了原道性复性的道统儒学，思考人生从何而来、死了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关切问题；融突而和合儒释道三教的宋元明清理学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话题，依傍“四书”文本，儒学价值自觉意识、智能创新意识、历史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意识光大发扬，凝铸出“理一分殊”性的理学儒学，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世界。在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时代，核心话题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变，儒学价值转生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追求天和地和人和、天美地美人美、天地人共和乐和美的和合世界。儒学唯变所适的特质使其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网罗，与时俱进，随历史时空的变迁而周流六虚、革故鼎新，永葆青春活力，涵养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促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宝贵资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充分体悟自我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悉心总结和凝练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成功经验、先进理念以及挫败教训，坚守“革故鼎新”“前后因循”的文化演进规律，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责任编辑：单提平】

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核心旗帜，使人理性化或敢于运用自己本有的理性，这是启蒙运动甚至至今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理性的核心也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先验的逻辑推理能力。即便高扬人的理性、强调理性公开运用的康德，也未曾明确人的先验理性如何可能，这一哲学遗留问题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康德所服膺的哲学家卢梭早就指出，欲将人理性化就要将理性加以人化，理性本身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强调理性要与情感平衡。休谟甚至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只是，卢梭和休谟的这些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触及的第一人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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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瑞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