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5月11日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对美国药品高定价发难：宣布要动用行政命令，来让美国全体处方药价格下降30%-80%。

不过这条公开声明一贯延续了懂王胡吹法螺的风格：并没有提到任何实施该目标的路径，缺乏执行细节。

所以大概率也是出于政治姿态的考虑，期望用“降低药品支出”作为筹码，针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去换取更多美国“看病难”中产阶级们的支持——这是在美国拉选票的最好手段之一，也是两党总统在竞选时候都经常会去打的一张牌。

这一次，懂王甚至还特意注明了，制药公司的政治游说对他不起作用。

要知道，制药及保健品行业年度游说支出每年都在大幅上升，2023年创了新高达到3.7亿美元规模（数据来源：Open Secrets）。因为要定价自由，制药公司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更偏市场化的共和党，川建国同志这种表态，俨然是一副“付款之前你是上帝，付款后你就是SB”的态度。

美国市场的高药品定价，是所有中国出海企业的“估值锚”。

所以，懂王的这番操作一出，刚刚在美国市场有些许建树的本土出海龙头百济神州应声倒地，其A股本周开盘直接下探-10%，一口气跌掉一个18A创新药的市值。

早在上一届拜登政府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其执行路径是授权Medicare就部分高成本药品进行价格谈判，尚算有一个政策的牵头方，但是在落地时仍先后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拦。

而这一次，特朗普似乎要以一己之力面对美国“医疗复合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MIC）——一个由制药公司、保险集团、医院及医生团体等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特朗普这种民粹主义的承诺，与系统性惰性及强大利益集团的对抗之间有着巨大的gap。等到冗长的法律诉讼和解决执行层面的挑战，大概率已经是后面两届政府的事情了，其政策延续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美国的高药价/医疗服务价格，更多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制药公司的高研发开支、高定价背后的本质逻辑是“市场化”，科研密集投入和高价值互为因果。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政府但凡想来“插手”，一些诸如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的行业协会就会去强调，行政手段会威胁患者获得治疗的机会，并严重打击研发积极性，他们常以其他国家药品可及性较差或上市延迟作为例证。

医疗端，美国医学会（AMA）作为美国最大的医师专业协会，作为美国执业医生的“体制核心”，其进入门槛相当之高。但与之对应的，它也是维护医生执业利益和影响医疗服务支付标准方面的核心“话事人”，就是，在美国做一场手术多少钱它说了算。这两年，AMA在学界和工业界动作不断，通过各种标准制定以及政治游说，不断推动整体医疗服务价格上涨。

对于医院来讲，它没有大幅创收的动力，它更多是一个医疗行为的“发生场所”，因此更多能去做的，是在各种人性化的体验上找增值服务；医疗服务的高价格更多是在美国各种产品、服务、管理费用高企之下的一个综合结果。

最后就是保险集团。在美国，没有保险保障下发生一次中大型医疗行为，基本能把一个家庭整破产，因为商保作为支付方，能为上述医疗和制药的高定价买单。

但就和国内的汽车保险一样，每发生一次事故、出一次险之后带来的就是保费提升。商业保险集团总归是在支付方与利润追逐者之间扮演复杂角色，最终是将成本压力部分转嫁给整个中产阶级。

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FF）的数据，2024年，美国雇主赞助保险的年平均保费，单人计划已达8951美元，家庭计划更是高达25572美元。在加州，从08年到23年间，家庭平均保费几乎翻了一番，其涨幅是同通胀率的两倍多。

这一点上，前段时间被路易吉刺杀的联合健康CEO之后被全民热捧，就是美国民众对商业保险最真实的态度。

这三大利益集团构成了美国“医疗复合体”的核心，其共同的利益动机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让任何旨在显著降低药品价格和医疗成本的改革，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阻力。

而经常被国内医药分析师提到的PBM，美其名曰“药品福利管理组织”，但其实是药品高价高回扣体系的积极维护者和核心受益者，因此更多是一个上述利益团体的关键“代言人”。

利益格局难以撼动的背后是美国独特的联邦制衡体制，以及各种政治游说制度。而更深层次的，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警惕。

反对者会以政府效率低下、扼杀自由市场活力、增加纳税人负担、延长医疗等待时间等理由来出牌。

药品价格问题在美国政治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周期性，常常在选举临近时成为政客们争取选民、攻击对手的工具。因此这一类行政命令，更多是一种政治作秀和选举策略，其实质性影响需要国会的长期支持和行业配合。

口号易喊，但实际落地，路漫漫其修远兮。美国没有东大这种执行力，谈“美国版”集采还远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