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傅作义，也不是陈明仁。
真正打碎蒋介石心理防线的，是一个名叫廖运周的“自己人”。
他不是临阵倒戈，而是埋伏了二十年的“内鬼”。
——《壹》——
这个人，蒋介石认定“不会背叛”
1948年冬天，黄维兵团陷入重围，东线前锋突然失联，蒋介石坐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地图前，眉头一动，“怎么会是110师？这支部队，出过事？”
他拿起电话，要查110师的调动记录，但已经晚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廖运周，起义了，蒋介石没说话，他放下话筒，坐了整整十分钟，没人敢进来。
有人说他那天一夜未眠，有人说他在书房砸碎了半个茶具。
这件事不是兵败，而是心碎，廖运周，黄埔六期，和杜聿明是同期生，跟过贺耀祖，服过汤恩伯，长得瘦高，话不多，常年一副低调姿态，和谁都能处得来。
军中没什么绯闻，也没政见纷争。
从南昌调防到徐州，他带着一个整建制的主力师，番号是国民党第110师，装备是美械，成分是嫡系，政训是中统直接插手。
怎么看，都是蒋介石的“自己人”。
没人怀疑他，他也从不张扬，前线吃紧，他总是第一个带兵冲，战后总结，他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看起来老实得要命。
没人知道，他在1927年就是共产党员。
也没人知道，这个“可靠军官”，其实是一个活着的引爆装置，他混进黄埔，只为潜伏，他在战场活下来，只为升官，他带兵北上，只为靠近主战场。
淮海战役爆发前，他向上面递过一封信。
内容不多，只有一句话：“关键时刻，我能控制110师。”上面没给明确答复，只是安排人悄悄接触，并将他列为“特殊观察对象”。
有人犹豫，也有人反对，“万一是反间呢？”但上面最终决定：信他，因为他“有资本，也有恨”。
——《贰》——
不是倒戈，是精准设计的“内爆”
1948年11月20日，夜，天冷，风大，黄维兵团被压在双堆集，弹尽粮绝，蒋介石下令强攻突围，110师接到任务，负责打开东南口。
按理说，这是突围命脉，廖运周却冷静布置。
他没有选强攻，他让士兵换上白毛巾，他告诉营长：“到点就动，谁动得早，活得久。”
没有哗变，没有喊口号，就是悄悄转身，对准自己人，当时气温零下，兵士们排成列，站在东线阵地，对面是自己人，后面是国民党重炮。
没开一枪，他们先绑了自己的军官。
突围部队冲到一半，才发现“接应”的110师不见了，通讯失联，联络点失控，指挥系统彻底瘫痪，黄维带着卫队拼死冲突口，却被突然冒出的火力网打成死结。
这个网，来自110师的重机枪阵地。
廖运周没喊“起义”，他只说一句：“现在开始，是另外一场战斗。”部队迅速投降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事先做了两个准备：安排老兵连夜传话，“起义是组织命令，违者当叛徒处理”
让各营骨干带白毛巾做标记，分辨“我们的人”
对比之下，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是几个月谈判换来的结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是政局崩溃后的保命之举。
廖运周，是在密集炮火里，自己设计了一个战术转身。
蒋介石那一夜彻底绝望，他不是痛惜黄维兵团被歼，他痛的是110师的“背叛”，因为那是他一手提拔的师长，是最不可能出事的部队。
战后总结会上，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连他都叛了，我还能信谁？”
整个淮海战役的转折点，不是兵力对比，不是战略疏漏，而是这个“不该出事的人”，突然开了后门。
——《叁》——
打掉的是蒋介石的信心
黄维兵团不是普通部队，这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中央铁军”，番号是第十二兵团，成分几乎全是嫡系，兵力十万，配置美械。
调动时绕过徐州剿总，直接听命南京。
按照蒋的设想：这支兵团冲开淮海，北上接应杜聿明，南下震慑华东野战军，战役局面就能翻转，战后，他甚至计划让黄维接替白崇禧，统管华中。
结果，刚进双堆集就被包了饺子。
而真正让包围圈变成绞肉机的，是廖运周的110师，他不是从外面合围，是从里面打开，当时国民党尚有近百万兵力。
纸面上还看不出崩溃，但淮海战役一结束，局势就变了。
黄维兵团10万被歼，蒋介石失去南线主攻力量，杜聿明集群也被围困，无法突围，华野部队趁势反击，接连吃下徐州外围。
整个中线崩了，南京门户洞开。
兵力的丧失不是最致命的，关键在于战局逆转得太突然，没人来得及反应，战前，参谋本部还在估算“包围能维持5天”。
战后发现，黄维兵团只顶了36小时就全线瓦解。
一个师的起义，居然比十万兵力的阵亡还更震撼，蒋介石最怕的，不是敌人强，而是“自己人不稳”，廖运周就是这种典型。
不是被俘、不是劝降，而是主动叛变，主动策动整编军投敌。
蒋对这类人有极强的排斥，他公开批评：“这种人比共军更可恨。”私下却说：“信任不复存在。”军统、中统高层都被叫去训话。
内部通报下达：“不得再独信黄埔背景，必须强化忠诚筛查”。
从此以后，军官提拔程序变得极为复杂，信任体系碎了，再往后，类似的起义越来越频繁，但没有一件像廖运周这次，打得这么狠，打得这么快。
——《肆》——
不是变节，是兑现承诺
战争结束后，廖运周几乎没有参与“政治舞台”，他回避采访，少见报纸，不写回忆录，他说：“该说的，在淮海战场上都说完了。”
别人谈功绩，他避而不谈。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临时决定起义，而是做了一生准备，1927年，武汉清共，他所在的学生组织被抄家，三名同学被活埋。
他是幸存者之一，那年他18岁。
那天晚上，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他被组织送去黄埔，表面是受训，实际上是埋雷，“在敌人腹地活着，比在根据地战死更难。”
黄埔六期，有太多后来成名的人物，他低调，不争。
他是班里最沉默的那个，却也活得最久，因为他始终记得：活着，是为了等那个“该出手”的时机，他升官，是为了接近权力核心。
他不急，他一步步，从连长、营长、团副，再到师长，每一次升迁，都是一次加固身份。
最危险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组织一度联系不上他，他被调入中央军核心序列，开始接触重要军情，有人担心他“变了”。
但他没断线，通过一名从属部下，他保持最低限度的单线联系。
每年一封信，不多一句话，但内容全中要害，有人统计过：他提供过的情报，直接影响了南线战局三次。
直到淮海战役爆发，他再次发出信号：“我准备好了。”
起义那一刻，他没有犹豫，那天早晨，他没穿将军制服，他穿着旧军服，在指挥所外静站十分钟，他只说了一句：“白毛巾都系好了？”
一切按计划推进，没有混乱，没有误伤，他甚至提前安排好了收编部队的口令。
他知道，战后自己不一定还能活，也可能被清算，但他还是做了，他说：“不是为了活着才做这件事，而是为了这件事，才一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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