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不是父母叫的，是战友喊的，是将军记得的，是领袖提的。

一个女娃子，头发黄，性格野，就这么被人记住了。

她刚打完一仗，脸上溅着血，笑着朝一个长官走过去，那个男人笑了：“这黄毛丫头，打仗真猛。”

——《壹》——

她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女英雄

陶万荣出生在湖北麻城，这个地名，对外人来说陌生，对红军来说熟到骨头里，红安、麻城，一半红军从这儿走出去。

她家什么样？破，她父亲是赤卫队的，起义失败被砍头，哥哥姐姐，也死在路上。

到她11岁，她成了家里唯一能拿刀的，她不懂什么是“革命”，只知道有一天有人对她说：“走，跟我们打仗去。”

她就跟着去了，她不是被逼的，她说：“我那时候，就想活着打回来，把那些人杀了。”

她第一次参军是14岁，她说，自己是“假小子”，不是扮男装那种，是跟男的打一架，能赢的那种。

没几天，她扛着背包，跟着部队一路北上，长官问她怕不怕，她说：“怕死的人，早死了。”

她身上有伤，有一次右臂被子弹擦过，她咬着牙，没吭声，把绑带撕下来绑好，接着打，战友看呆了，那时谁也不信，这个黄头发、细胳膊的丫头能撑这么久。

1933年，她带着一队全是女兵的营，叫“妇女独立营”。

400多人，大部分没打过仗，她让她们操枪、爬壕沟、夜行军，有女兵哭，她吼：“哭什么？子弹会等你擦眼泪吗？”

她带着这支部队，在川北山区，守了整整三个月，没一个人掉队。

敌人以为这是一群民兵，结果等进了山，被她“放空炮”、敲锣打鼓地一吓——跑了，扔下的是整整一个团的武器，她一个兵没死，抢了几百条枪。

徐向前知道这事后，拍了她肩膀一句话：“这丫头，比穆桂英还狠。”她没说话，只笑了下。

——《贰》——

毛主席记住了她，但不是因为仗打得好

1935年，长征，她不是领导，也不是指挥官，她走在普通战士中间，踩着雪，一步步往前走，衣服薄得穿不住，鞋子烂得看不出样，她走得快，别人都跟不上。

她说：“我不敢停，停下来，就不想走了。”

她被派去厨房帮忙做饭，锅是破锅，米是杂粮，她剁野菜、炒糠皮、烧干粮，战士都抢着吃她做的菜，她手艺好，但更重要的是，她在笑。

火堆旁，她蹲着搅粥，嘴里哼着歌，没人知道她嗓子怎么那么好。

那天晚上，她唱了首《红军会师歌》，徐向前听到了，笑着把她推到前头，她站在众人前，嗓音一出，没人敢讲话，歌唱完后，旁边有人鼓掌，她一转头，是毛主席。

主席说了句：“黄毛丫头唱得好。”从那以后，这个称呼成了她的“名片”，但她的那顿饭更值得人记得。

1957年，沈阳，她早已退下前线，成了一家工厂的副厂长。

那天，毛主席南下视察，行程紧张，安排密不透风，他突然说：“沈阳，有个老朋友，我想见。”

没人知道是谁，直到主席指名说出：“陶万荣。”厂里人傻眼了，没人知道她还有这一层身份。

她换了件旧衣服，把厂里的灶台清空，亲自下厨，煮的是最普通的家常菜：土豆烧鸡、白菜炖粉条，还有她最擅长的一道野菜饼。

主席来了，走进厨房，第一句话：“又吃你做的饭了，我还记得你那锅野菜粥。”

她站直了身子，说不出话，火苗在炉子里跳，她眼圈红了，这顿饭，没有官话，也没有仪式，是两个老战士，在灶台前回忆过去。

吃完，毛主席没有留长话，只说了一句：“又让我想起长征和延安的那些日子。”

外面下雪了，她站在门口送人，看着那辆车远去，有人问她：“他记得你什么？”她说：“他记得我做的饭，也记得我是个黄毛丫头。”

——《叁》——

你不是黄毛丫头，是顶梁柱

很多人以为，陶万荣只是那个“烧野菜粥”的人，她只当过营长，只唱过歌，只煮过饭，她真正的硬仗，不在枪林弹雨里，而在战后——在工厂，在家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

1950年代初，她被调到沈阳某机械厂，领导找她谈话：“组织考虑你的经历，准备让你当厂长。”

她没答应，她说：“我不懂机器，我先去学。”她去的是车间，不是办公室，她换上工服，从学徒干起，拧螺丝、锉钢板、拆齿轮。

别人三个月，她干了九个月，人家背后议论：“一个女干部，怕是混政绩吧。”

她没解释，有人故意把油泼她工作服上，想看她发火，她脱下衣服，自己洗，第二天照常上班，有人打算看她倒，她偏不倒。

后来厂里要上马一个难活：军工订单，技术要求高，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没人敢接。

她站出来：“我来带这个组。”这句话不是勇气，是底气，她用的办法很“土”：画图纸时不靠照相仪，靠眼，测数据时不只信标尺，也用手感。

三天三夜，她不回家，就睡在车间后头那个木箱上。

她的眼睛发炎，吃饭靠别人送，但她坚持：“干完这个活，我就歇。”项目完成那天，验收组来厂，结果是：合格率98.6%。那年，这组数据，放在全国军工系统，能进前三。

她没去领奖，只说：“这是我们车间的事，不是我一个人的。”

但那天晚上，老厂长偷偷跑去找她，说了句：“你可不是黄毛丫头，是我们厂的顶梁柱。”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错了，我一直都是黄毛丫头，只是，现在没人再敢笑我。”

——《肆》——

她不想留下雕像，只想守着一口锅

1980年代，陶万荣退休了，省里、军区、厂里、各级单位，都来找她，想给她“立传”“出书”“做口述史”。

还有人建议她：“建个纪念馆，把你带过的营、做过的项目、得过的奖章，摆出来。”

她一口拒绝，她说：“我打仗不是为了留名，做饭也不是为了留影，要立碑，去给死去的战友立。”

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答得干脆：“我不后悔，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能有今天，是因为那个时候给了我一条路。”

但她留下一样东西，不是文章，是一个破搪瓷锅，那个锅，她一直放在厨房，上头烧过野菜、煮过干粮，也煮过鸡汤、红烧肉。

别人劝她换，她说：“我不缺锅，我缺的，是那时候的心气。”

晚年，她一个人住，每到清明，她会去老战友的墓前，把饭煮好，一口口喂在墓前的土堆边，“你们走得早，别饿着。”

她讲得最少的一段，是她唯一一次差点死。

1934年，她在战斗中中弹，躺在雪地里一夜，没人发现，第二天，一个四川籍的小兵发现了她，把她背回来，那人最后冻死了。

她后来打听名字，找了一辈子，没找着，只记得那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要活着，回去给我多煮两顿饭。”

她记住了，她一生做饭、打仗、干活，都是在还这顿饭的债。

一个戴围裙的老太太，站在车间门口，背后是那台她曾修过的铣床，手里拿着一把铁锤，没有勋章，没有奖状，只有火光，还在她眼里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