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共计一千余名杰出将领获得了中央授予的军衔和奖章，这些将领中有自我党初期便投身革命的元老，也有红军时期被我党吸纳的志士，还有起义投诚的前国民党将领。

但在这些人之中，却没有傅作义的身影。

这位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按理来说应该会被授予军衔，因为同为起义投诚的董其武、陈明仁都被授予了上将，为何贡献他们之上的傅作义，却没有被授予军衔？

董其武

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既和中央的政策规定有关，也和傅作义自身的复杂情况联系紧密，甚至复杂到周总理都亲自找到傅作义解释其中的缘由。

傅作义的贡献非军衔可量化

在傅作义的诸多贡献中，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促进和平解放北平。

在他的倡议和主导下，使得北平——这座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得以被良好保护，不仅使得众多的古建筑避免了战火，也保护了北平两百万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如果傅作义没有接受谈判并起义的话，那么我军解放北平将会付出惨烈的代价。

从当时的兵力情况来看，傅作义担任华北军区司令时，手中掌握着近60万兵力，若加上麾下董其武掌握的8万绥远兵力，傅作义手中共有近70万兵力。

傅作义

尽管在和我军的几次交战后，傅部兵力有所减少，但依然还有50万左右。

因此，若没有傅作义的起义，我军要想解放北平，就需要和50万大军展开激战，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还会破坏北平的文化历史遗迹，届时损失将不可量化。

而这一切的问题，都随着傅作义的起义迎刃而解，仅是解放北平后接受改编的傅部国军就有25万之多。

故此，傅作义单单是起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就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或词语来描述，更何况他还有其他方面的贡献。

解放北平后，我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绥远地区，驻扎在绥远的国军将领，正是傅作义的下属董其武。

若选择强攻绥远，那我军必将付出不可预估的代价，而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先例，再加上董其武是傅作义的下属，和平解放绥远就成了我党争取的目标。

董其武

但是在傅作义起义后，老蒋为了阻止我党的脚步，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拉拢董其武，不仅任命他为西北军政长官，还派遣徐永昌和王叔铭飞到绥远以表重视。

为了尽快争取到董其武，傅作义毛遂自荐，带着20万银洋前往绥远同董其武会谈。

在会谈中，董其武麾下的兵团司令孙兰枫对起义提出了质疑：共产党在北平和我们达成的协定有一些就是不执行，这样的起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傅作义解释道：没有执行到位的地方，是因为负责执行的人能力不够，况且他们刚入北平，很多事务都需要处理，有所遗漏也在所难免，但这是执行协议的人的问题，不能说协议没有兑现。

随后，傅作义同董其武磋商许久，最终说服了董其武率部起义，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役，绥远也得以在傅作义的游说下顺利解放。

随着绥远的和平解放，董其武麾下的8万兵力被改编成2个军和1个骑兵师，并且这三个部队几乎全部由国军组成，这在我军当时的部队中实属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在绥远期间，老蒋曾多次派人联系他，试图挽回这名得力干将，但均以失败收场。

第一次是在傅作义前往绥远与董其武谈判期间，老蒋通过孙兰枫告知傅作义，希望他能够趁此机会前往重庆，并会派遣专机飞抵绥远。

然而这个建议被傅作义直接拒绝，不死心的老蒋再度让徐永昌邀请傅作义前往广州，但最终依然以无果而终。

实际上，此时的傅作义完全有机会前往重庆，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见傅作义既然选择了投诚，便与过去划分了界限。

不仅如此，据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傅作义曾找到毛主席，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兵力、电台、枪支等资源做了详细汇报，并表示均可以无条件上交国家。

而毛主席在听完这些后，只是淡淡地挥了挥手说了一句：你留着用吧。

短短五个字，便可看出毛主席和中央对傅作义的信任之深，也难怪傅作义可以在水利部部长的职位上，一坐就是二十余年。

除了促进解放北平和绥远外，傅作义在解放事业上还有不少建树，比如他在之后又利用自己的个人人脉和资源，为我党解放新疆和湖南等地贡献颇深。

比如在解放湖南时，傅作义在电台里向湖南方面军喊话半个小时，就让湖南两个国民军宣布起义，避免了不必要的交战。

陈毅老总就在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傅作义在电台上讲话半个钟头，湖南就起义了两个军！这挽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

综合来看，傅作义的这些贡献，远非一个“上将”军衔可以量化的，而这也导致了傅作义授衔难的问题。

傅作义不适合授衔

时间来到1955年，为表彰在两战期间做出贡献的将领和战士，中央决定举行一次授衔仪式，为此在经过数轮商讨后，制定了详细的授衔标准。

在这份标准中有一点要求十分特别，那就是“在政府部门和转到地方任职的将领，不参加现役军衔的授予”。

而在1955年时，已经有一些将领在政府或转业到地方任职多年，这些将领自然也就没有参加本次军衔评定，此时的傅作义正担任着水利部部长的职务，按照规定自然不在军衔评定之列。

其次，傅作义的贡献远非一个上将军衔就可以量化的，毛主席也结合他为解放事业和我党作出的贡献，在考虑给傅作义授衔时曾这样说过：给傅作义授上将，是委屈了他。

在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中，傅作义当然是贡献最大的，再结合他在抗战时期的贡献来看，给他授予上将明显要低一些。

而大将的名额只有10个，按照大将的评定标准：须参加我党早期的起义，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级以上干部，傅作义又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大将也不适合，至于元帅的标准就更高了，故此可以说，没有合适的军衔能授予傅作义。

退一步来讲，就算授予傅作义上将的军衔，那对于他而言，不仅意味着待遇不升反降，还有着几分不尊敬。

这是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水利部部长是行政四级的待遇，而上将军衔则为行政五级，是要比部长级低一级的。

另外，本次授衔名单中，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陈明仁也在其中，而这两人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但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贡献上，他们远不能和傅作义相比，若授予傅作义上将，岂不是将三人并列、将他们的贡献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对于傅作义的贡献而言，显然是一种否定和不尊重。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傅作义的授衔就成了一个难题：既没有合适的军衔，但也不能委屈了他，所以最终只能按照规定不授予他军衔。

这样一来，不仅傅作义的待遇不会降级，所有因授衔可能引发的问题也被规避，也符合了规定，可谓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毛主席才会说上将是委屈了傅作义，而在1955年9月授衔仪式结束后，周总理亲自找到傅作义，将有关情况向傅作义详细解释了一遍。

周总理对傅作义说道：“你的情况十分特殊，既不能委屈了你也不能搞特殊化，只能按照规定不授予你军衔，希望你心里不要介意。”

面对总理的宽慰，傅作义大手一挥，哈哈大笑几声：总理不必多言，我傅宜生并非贪图名利之人，我在政府任职理应就不授军衔，反倒授了军衔才会让人议论。

此外，不授予傅作义军衔还发挥了意外的作用，当初授衔仪式后，一些干部对自己的军衔感到不满，计划给中央写信要求提高军衔，但是在有关领导以傅作义等人的例子劝解后，这些干部也随之打消了上书的念头。

“水利将军”傅作义

授衔一事结束后，傅作义继续在水利部部长的职位上奉献着自己，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因病辞去部长的职务，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水利将军”。

早在1941年时，傅作义便率领部队在河套地区开凿水渠，引流黄河河水，共计开凿了数千里的水渠和支渠，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水资源状况，还为之后在水利部的工作积攒了经验。

时间来到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他结合绥远地区的地势条件，认为此处可耕地十万公顷，而眼下绥远的耕地还不到一半，便提出了在此地兴修水利建设农场的计划。

这一计划被上报中央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傅作义的计划是有利于百姓的，我们就要推广它。

为此，在不久之后，毛主席便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一职，这位生于黄河沿岸、经历过多次黄河水灾的船夫之子，终于可以褪去军装，去完成自己的水利梦想。

上任水利部部长后，傅作义投身于黄河的治理工作，如何治理这条千古悬河，是历朝历代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傅作义与黄委会深入工作，在黄河沿岸多次勘察，制定详细的措施，以防河水泛滥再度成灾。

此外，傅作义每年都有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前往全国各地视察，他的足迹北至黑龙江，南抵珠江，长江黄河更是留下了他无数的身影。

每次出京视察时，傅作义向来自带行李，一走就是一个月，哪怕是在暑期的高温炙烤下，他也从未休息。

1950年时，国家打算在黄河上修建一座水电站，傅作义亲自带队前往河南和山西等地勘察，当时适逢酷暑，四十多度的高温将土地炙烤，就连人站在上面都会大汗淋漓，更何况傅作义还要来回勘探。

勘察期间，傅作义跋山涉水，捡起河边的黄土泥沙研究，饿了就是一口随身携带的馒头，渴了就捧起河水畅饮，如果不特地了解的话，还以为这是一名普通的学者。

正是在傅作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第一座黄河流域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建设。

开工典礼期间，久经劳累的傅作义突发心脏病倒地，幸被及时送医抢救才得以恢复，周总理得知后特地派遣专机将他接到北京救治，还和朱老总等人亲自探望，让傅作义备受感动。

此后数年，傅作义不顾疾病缠身，依旧前往各地勘察，不同的是这以后的出京，他的行李中都会多出很多药品，随行人员中有时还会有医生和警卫员。

但即便是医生随行，傅作义也往往不顾病况，特别是在有自然灾害发生时更是如此。1963年8月，天津海河流域发生大规模洪灾，千万人无家可归，此时的傅作义正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当收到灾害发生的消息后，傅作义当即拔掉针头，火急火燎地赶回水利部，亲自指挥救灾工作，之后更是亲临灾区一线，投身到抗灾中来。

傅作义担任部长期间，可以说哪里有洪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将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却不追求回报，当得上是高风亮节。

然而多年的劳作和奔波，最终还是累垮了傅作义的身体，进入七十年代后，傅作义的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在1972年国庆辞去部长一职。

尽管卸了任，傅作义仍每日心系水利事业，哪怕直到去世前一刻，他也在关心山西北黄灌溉工程的进展。

1974年的清明节刚过，79岁的“水利将军”、和平解放北京的功臣傅作义，在北京医院安然辞世，终年79岁。

傅作义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一生的贡献，却远非一个军衔可以概括。穿上戎装，他是和平解放北京的功臣；换上布衣，他是治理千古水患的专家，这就是傅作义——一位普普通通的渔夫之子。

参考资料：

《傅作义将军与水利事业的不解情缘》作者：苗体君
《集抗日、水利、起义、统一浓缩于一生的著名爱国人士——傅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