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商丘刚撤地设市那会儿，我在市委当副秘书长。那天正整理着会议纪要，外头有人敲门。抬头一看，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袖口还沾着点火车上的煤灰。他叫小卢，和我是一个镇的老乡，说自己村离我家就七八里地。

小伙子是复旦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他掏出来的简历纸边都磨毛了，还有几本学术期刊，翻开都是他写的理论文章。那时候机关大院还都是青砖灰瓦的旧楼，走廊里飘着油墨味，他站在我办公桌前说话时，能听见隔壁打字室噼里啪啦的键盘声。

我问他："上海滩多好的地方，怎么想着回来？"他挠挠头："爹娘六十多了，种着三亩西瓜地。上个月娘摔了腿，写信说夜里疼得睡不着。"说着从帆布包里摸出个信封，里头是卢湾区委宣传部的接收函，"本来说好留在上海的。"

那时候市委进人卡得严，别说硕士，本科生都要过五关斩六将。我拿着他的材料去一楼找张部长，走廊墙上新刷的绿漆还没干透。部长是省里调来的，正戴着老花镜看文件，听说是复旦硕士，眼睛一亮："咱们理论科正缺这样的笔杆子。"

三天后调令下来了。我领着小卢去见常务副部长A，老太太穿着藏蓝列宁装，把小卢的档案袋在桌上墩了墩："小伙子，咱们这儿写材料可不像学校写论文。"转头又跟我说："老李啊，为这事有人可在会上摔茶杯了。"

小卢上班头天来谢我，拎着两斤白糖，我让他原样提回去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说："毕业证还得过些日子才能拿，档案暂时寄存在学校。"我提醒他："市委大楼看着安静，其实每个门后都是学问。少说话，多干活，记住了？"

那阵子正赶上筹备市党代会，我带着秘书科熬了三个通宵。有天在食堂碰见A副部长，她端着铝饭盒往我这边挪了挪："你推荐那孩子，走了。"我一愣，白菜汤洒在报纸上。原来小卢来上了二十天班，突然说要回上海取档案，结果再没回来。

后来听说是卢湾区那边给他解决了住房。A副部长说部里有人拿这事做文章，张部长在会上拍了桌子："人才流动很正常嘛！"但我知道，为这事确实让几位领导心里结了疙瘩。

去年回老家上坟，路过小卢他们村。西瓜地还在，不知道他爹娘还在不在。算算年纪，他今年该五十三了。有次在上海出差，坐车经过卢湾区委，红砖楼前梧桐叶沙沙响，到底也没下车打听。

现在机关里硕士生一抓一大把，可每次看到新来的年轻人捧着档案袋报到，总会想起那个秋天的上午。阳光斜斜照进办公室，小卢说话时总不自觉地搓着简历纸角，把A4纸边都搓成了毛边。

或许当年该多问他几句，又或许该劝他留在上海。人这一辈子，谁没当过几次桥，谁没做过几次被人过的桥？现在想来，最对不住的其实是张部长——老领导前年走了，追悼会上摆满花圈，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二十多年前那次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