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他是我国命名植物新种类最多的植物学家，带领我国的植物学研究走向世界。
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在中国采集的难以鉴定的植物标本，他用英语准确地说出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名，科、属、种，地理分布，以及曾经有记载的文献，被称赞为“植物电脑”。
野外考察时，他常因为专心观察植物没看路而摔跤，甚至曾因一次摔跤
发现了中国此前未有过记录的新物种——锡杖兰，他笑着跟人说：“要是每摔一跤，就能有新的发现，那我愿意多摔跤！”
他就是“中国植物的活字典”——吴征镒。
《吴征镒：草木知音》
毛芦芦 著
翻开这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中的《吴征镒：草木知音》，一起走进吴征镒的草木年华。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八个字出自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的《七发》，意思是陈说山川之本源，尽名草木之所出。长期以来，这八个字被众多植物学家奉为圭臬，也被定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训。
吴征镒用一生的努力，为这句话做了印证。
工作中的吴征镒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他不仅扎根云南，走遍全国，还走访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成了世界上无数植物的知音。
吴征镒说：“植物不会走路，需要我们到深山老林去请它们。”
为了拜访植物朋友，吴征镒一次次出发，一趟趟跋涉，一程程奔波，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熟悉了一种又一种植物的习性和分布，为这些植物朋友做标本，写稿子，出专著。
195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植物志》 编委会，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秦仁昌任秘书长，吴征镒等专家任编委。1973年，吴征镒任副主编。1986年，俞德浚主编辞世后，吴征镒接任主编。吴征镒连任主编十七年，最后完成《中国植物志》的出版工作。
20世纪50年代在海南考察的吴征镒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三百多位植物研究人员和一百多位绘图人员，从1959年至2004年，历时四十五年时间，完成了五千多万字的《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志》记载了我国三万一千多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等。它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植物学家们都说《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和出版，为中国的植物建造了一套“户口簿”。吴征镒花十年时间整理出来的那三万多张植物卡片为这套 “户口簿”提供了重要参考。
1979年吴征镒编著的《中国植物志》封面
图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这三万多张卡片现在珍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吴征镒研究中心。参观者走进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三楼的研究中心，就会看见一排古色古香的书柜。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微笑着打开书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张巴掌大的卡片，为参观者展示并介绍这些珍藏了八十多年的植物学资料。
“当年吴先生吃尽苦头，坐了十年‘冷板凳’，做了这三万多张卡片，如今这些卡片不仅是我们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镇所之宝’，也是我国植物学界的宝贝。当年在编撰《中国植物志》时，吴先生贡献出了这三万多张卡片作为重要资料！”
在主编这套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志时，凡是吴征镒看过的稿子，每个种他都要仔细审核校对，写上几千字乃至上万字的审稿意见。每一个字他都用 “吴韫珍体”的小楷写得清清楚楚。如今，这些资料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档案馆珍藏。
在主编《中国植物志》的过程中，吴征镒也培养了一大批植物学后辈人才。
1979年，在审稿会上，榕树属本来是分给吴征镒编撰的。吴征镒考虑到贵州省没有撰稿人，就找到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的张秀实，请她来编撰榕树属。
“谢谢吴主编！但这个任务我恐怕胜任不了，我对榕树属研究不深，文笔又不好，我不敢接，怕辜负您的一番美意！”张秀实惶恐地推辞着。
“放心去做吧，我会帮助你的！”吴征镒鼓励张秀实。
吴征镒说到做到，他不仅为张秀实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还帮她做了榕树属的分种检索表。稿子写出来后，吴征镒又亲自为张秀实改稿，前后三次易稿。
1988年，吴征镒带六位博士生在昆明西山考察留影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谢谢吴主编！我知道，为了帮助我，其实您花费了比自己动手写还多的时间啊！”张秀实对吴征镒十分感激。
吴征镒笑道：“虽然我多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你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啊！咱们植物学家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人才！”
这就是吴征镒，不仅自己花费心血为植物立传，还带领着很多年轻学者一起为祖国大地上的植物命名、撰文、编志。
除了主编《中国植物志》，吴征镒还主编过《中国植被》《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十多部对我国植物研究贡献颇大的植物研究著作。
吴征镒的学生——植物学家武素功清楚地记得他与吴征镒一起编写《西藏植物志》时的情景。
1975年，吴征镒（右二）在西藏希夏邦马峰考察时合影
图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1976年，吴征镒从西藏考察回来后，鉴于他的身体情况，上级安排吴征镒和武素功一起去青岛疗养。可吴征镒叫武素功把从西藏收集来的一大箱标本、材料带到了疗养院。
当时，他们师生住的是同一间屋子。在疗养院疗养时，不需要参加会议和处理行政事务，所以吴征镒一天到晚都在整理从西藏带回的材料，连中午也不休息。
“那时，他为了不打扰我午睡，做事总是轻手轻脚的。看到老师那么拼，我也不敢休息了，跟着他一起看标本、写名录。这哪像疗养，就是一个编辑组。”
武素功说起这段往事，总会笑着说：“就这样‘疗养’了一个月，吴先生编写了《西藏植物名录》 和《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后来主编《西藏植物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先生把‘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写在纸上，也写在心里。2013年，吴先生去世后，植物所把他‘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手迹，刻在了大理石上，竖立在我们研究所里。每次看见吴先生的手迹，我的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回忆！”云南吴征镒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杨云珊曾做过吴征镒的秘书，所以对他也有特别深的怀念和敬意。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门口的石碑
图片来源：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
杨云珊说：“我进所工作时，他已经八十岁高龄，早已拄上拐杖。1981年，他从贵州梵净山 入湘，经张家界上太平山，随后又登上鄂西神农架。从神农架回来不久，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断了股骨颈，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八个月。他一边忍受着钢丝牵引、不能翻身的痛苦，一边审阅了近百万字的《云南植物志》。出院后不久，股骨颈还带着钢螺钉，吴先生架着拐杖，到昆明武定狮子山为科研人员讲授有关植物区系的课程，之后又去了海南岛、西双版纳、新疆等地参加会议和考察，如此奔波劳累，让他从此离不开拐杖。看他拄着拐杖坚忍前行的样子，非常令人敬佩！”
1984年，吴征镒在武定狮子山考察，给科技人员讲学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马雄才是昆明植物园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种过树，栽过花，如今在园区内开游览观光车。他常常跟游客谈起吴征镒先生，说：“吴先生调到云南时，已经是院士了，他对我们植物研究所的贡献很大。他很亲切，见到我们这些后辈，总是笑眯眯的。吴老让我知道，越是厉害的人，往往越是平易近人、质朴无华。吴先生常拄着拐杖在植物园里走动，无论看见什么植物，眼里都会露出慈祥的笑意，好像那些植物都是他的孩子。他也常常跟来植物园游玩的孩子讲解植物学知识，像个亲切的邻家爷爷。”
2008年，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石。”他又说，“我父亲曾经问过我 ‘你学植物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答不出来，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因为，植物是‘第一生产力’！”
1984年，吴征镒在昆明植物园兰花室鉴定兰花植物
他曾被祖母叫作“花妖”，但如今，吴征镒的弟子们都尊称他为“花神”。
从“花妖”到“花神”，吴征镒用一生的热爱和努力，改写了他的命运，也为青少年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责任编辑：冯炜茜
责任审校：李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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