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史迪威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因此他的感情和行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然而从史迪威本人留下来的资料来看，他似乎对1944年9月19日事件在蒋介石心中所引发出汹涌的感情波涛茫然无知，当然也可能是故意视若无睹。直到9月24日，史迪威依然充满自信，认为蒋介石举手投降的时刻可能随时到来。

史迪威的自信也有部分来自另一个宋氏姐妹：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在9月24日的一次家庭宴会上，对史迪威赞不绝口。史迪威听后大为受用。

史迪威充分享受了自己的“胜利”滋味后又等了好几天，仍然看不到中国人屈服迹象，于是决定打铁趁热，进一步施压。他坚持信念，只要美国政府肯采纳他的建议，愿望便可以实现。他最先想到的动作就是求助于马歇尔。

史迪威告诉马歇尔（9月22日)，他早已看穿蒋介石处理指挥权一事中施展的卑劣伎俩。

史迪威写道：

史迪威进一步对工业生产局局长纳尔逊向美国政府所作的报告的价值提出质疑。

最后史迪威请马歇尔和罗斯福一定要继续向蒋介石施压，否则只会鼓励蒋介石以为他的拖延策略终将得逞。

换言之，在9月19日之后，当史迪威依然没有看到蒋介石有任何动静时，他直觉的反应是和以往完全一样，那就是，蒋介石又在玩弄拖延战术的故伎。

而史迪威也依旧使用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替蒋介石作心理分析：

只是仅仅几天之后，事态发展很快证明史迪威的判断发生了严重错误。

9月25日，史迪威终于从赫尔利处听到坏消息，得知蒋介石坚持要他离开中国战区。他的震惊和愤懑之情当然容易体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两年八个月的努力之后，得到的回报是被人在脓包上打了一巴掌。”

史迪威立即用他最熟悉的方法力图扭转颓势。

首先，他运用手中直接控制的资源提醒蒋介石，假如后者继续违抗美国人的意志，那么他的日子将会变得很难过。

他把共产党问题拉进来威胁蒋介石，暗示美国大可以放弃蒋介石政府。

最后，他用中国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促使罗斯福和马歇尔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由于不了解蒋介石9月19日以后的强烈心理变化，史迪威这些举动徒然引起蒋介石的更大反感，更加害怕史迪威得逞，也更加坚持绝不让步。即便罗斯福此时已经亲自过问中美外交事务，又采取了相当缓和的姿态，也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心意。

史迪威具体动作的第一招是宣布准备从中国撤退并返回美国，包括第十四航空队撤离，美国军方在华指挥部人员也将从重庆撤退等等。这些措施看在蒋介石眼里，只是史迪威运用手中资源对中国进行恫吓罢了，因此不为所动。

史迪威第二招是利用共产党军队作为筹码。他似乎十分相信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共产党领袖也将愿意把军队交由自己指挥。他最近一次和共产党接触是9月13日。

中共代表林祖涵和王炳南会见史迪威时，声称带来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他们对史迪威有意访问延安表示欢迎，并约定以后再次会晤。现在，史迪威想取得赫尔利支持，要赫尔利帮助他和共产党保持联系。

9月23日，史迪威送给赫尔利一份建议书，表示打算亲自访问延安，向共产党领袖提出合作计划。他期望能够说服共产党领袖接受蒋介石在名义上的领导地位，并接受史迪威作为他们部队实际上的指挥官。

他更建议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军队，并以武器装备五个共产党师，而美国还会把远征军、驻印军和共产党军队列为最优先装备的三个对象，只有等它们得到重新装备以后，美国才会协助中国其他部队。为了逼使蒋介石认真对待史迪威使用共产党军队的意愿，史迪威总部还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号称是来自朱德的电报，邀请史迪威访问延安。最后，史迪威宣称，他只需要在延安停留三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安排。

此处无需深究史迪威对共产党军队战斗力的估计是否正确，也无需辩论他是否有机会或能力指挥共产党军队进行实战。我们此地能看到的景象是，他还依然以为可以把自已的意志强加于蒋介石头上，并且认为共产党军队是他手中的一根大棒子，可以用来敲打蒋介石。史迪威此时把朱德的电报拿出来，肯定只会达到一个效果，就是增加蒋介石的疑惧，使蒋介石相信史迪威和共产党已经串通在一起了。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所谓朱德电报到底来路如何，但是可以提出下面两个揣测：

史迪威过去最常用而且也是一再证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马歇尔不断发送电报，请求华盛顿支持。史迪威听到“坏消息”后立即展开行动。他在9月26日致马歇尔的电报中，还为蒋介石拒绝把指挥权交给他提出一个新解释。

根据史迪威猜想，可能是因为日本电台形容史迪威野心勃勃，想把自己变成中国太上皇。史迪威甚至怀疑中国政府是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主动向日本电台提供了这个假情报。史迪威在提到这个消息时，其态度之认真，令人怀疑他个人的心智是否早已和现实脱节。身为美国陆军上将，担负同盟国军事大任，史迪威居然会抓住敌人的这种低劣宣传伎俩而大作文章，也只能让人感到他已经到了“技穷”的地步了。

为了强调蒋介石不值得信赖，史迪威告诉马歇尔说：

至于蒋介石反对把指挥权交给他，史迪威向马歇尔保证，错误绝对不在自己：

最后谈到如何打破僵局，史迪威建议的大胆才真正表露无遗：

换句话说，史迪威的目的是说服马歇尔和罗斯福，如果要想改进中美合作关系，必须先推翻蒋介石政权。

一如往常，史迪威的电报在马歇尔身上产生预期效果。9月28日，马歇尔通知其他几位参谋长，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向罗斯福提出一封电报稿，由总统签名后发送蒋介石，而且（像以往一样)他已经把电报稿拟好。

大概马歇尔实际上并没有向参谋长联席会提出这个电报稿，参谋长联席会没有通过把电报稿呈交罗斯福，或是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呈交后被罗斯福拒绝采用。无论如何，罗斯福在参谋长联席会会议后，并没有立即发送任何电报给蒋介石。

罗斯福没有立即发送一封新电报给蒋介石，似乎表示他已经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解决当前危机，而马歇尔的建议已经不再被无条件地接受了。

也正是在这个骨节眼上，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谈话，而后者又把内容详细经由孔祥熙转达给蒋介石。就在罗斯福争取更多时间思考问题或是求取冷静缓和的机会时，马歇尔不断催促罗斯福采取行动。9月28日到10月4日之间，马歇尔感觉到，罗斯福可能不愿意再以高压手段逼迫蒋介石就范，于是又以参谋长联席会名义草拟了一个备忘录，在得到李海海军上将的支持后，呈交给美国总统。

马歇尔在这个备忘录中（注明的日期是1944年10月4日），提出两个理由敦促罗斯福采取行动。一个理由是，美国已经作了很大牺牲去帮助中国，因此不能退让。第二个理由是，一旦史迪威铩羽而归，其后果将对总统本人的政治利益大为不利。

在美国体制下，马歇尔的第二个理由由一位职业军人向总统提出实属不恰当，但是他似乎已经觉得无路可走，只好朝罗斯福的政治软肋下手。当然马歇尔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理由，那就是他无法为史迪威在美国找到一份合适工作。也正是为了避免同样这种窘境，马歇尔才会在1944年7月不惜耗费九牛二虎之力，强迫中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岂知才过了两个月时间，同样情形再度发生，诚然令他焦头烂额。

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正在华盛顿忙于挽救史迪威命运时，史迪威本人在重庆也决定作出局部让步。当史迪威从林蔚将军处探知(9月28日)，当前僵局的关键可能是史迪威坚持使用共产党军队后，马上送一份备忘录给何应钦(9月29日)，撤回他要使用共产党军队的主张。这个“让步”对史迪威而言，代价可谓极其低廉。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他声称共产党愿意接受他指挥的说词。史迪威的假设显然是，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把决定告诉任何人，说不定也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也就是有这么一个错误判断，史迪威一方面希望蒋介石自找下台阶，另一方面也让他自己以为小小让步便可扭转大局。

但是蒋介石此时既然已经走上不归之路，史迪威的小小让步当然不能缓和局势。史迪威因为达不到预期后果，也得不到中国响应，因此再度求助于马歇尔和罗斯福。9月29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说，他已经放弃有关共产党军队的要求，因此不认为蒋介石还有任何借口继续反对他的任命。

在电文中，他又提出新的攻击焦点，大胆地把目前僵局的责任归诸宋子文蓄意破坏，同时还对蒋介石对他的不满提出进一步猜测，认为蒋介石可能以为是他怂恿罗斯福写信，故意羞辱蒋介石。

有趣而又令人无限感叹的是，到这个时节，史迪威依然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对他的反感远远大于共产党问题，而宋子文在此次事件中其实只扮演了一个小心翼翼的陪衬角色，不敢轻越雷池半步。史迪威对当前局势的推测几乎全部错误。

而他在这几天中对周遭环境和动态的讯息、反应、分析和行为，也正是他在中国战区服务两年半的缩影。既缺乏自知之明，更缺乏知人之明。他所迷信倚仗的是美国无限的国力优势，相信美国的压力可以使他无往而不利，但是对于所在国的政治军事行情，只能一知半解，既不肯勤奋学习，也不屑小心求证，始终坚信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

最后只好借助于道听途说，异想天开。不但蒙蔽了自己，也误导了华盛顿的上级。他唯一猜对的是，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鼓动罗斯福来信的罪魁祸首。

美国政府接到蒋介石9月26日发出并令人极度恼火的回复后，居然在十天之中毫无动静，真是不寻常之至。

到底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合理的推论是罗斯福终于认识到史迪威和马歇尔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因此亲自关怀中国这个烂摊子。不容置疑，赫尔利的讯息也使罗斯福对于两国之间的争端，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解。在罗斯福眼中，赫尔利是具有政治和军事判断力的人，对他见解的尊重不亚于对马歇尔的尊重。因此当赫尔利发自现场的报告和马歇尔的报告截然不同时，罗斯福不得不加以重视。

赫尔利9月23日向罗斯福提出的报告，包括他和蒋介石9月8~18日达成协议的清单。这份报告明确告诉罗斯福，蒋介石已经向几乎所有的美国要求作出让步，并且指挥权的转移随时可能实现。赫尔利这份报告写在他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求撤换史迪威之前，因此语气充满乐观。

史迪威看后也表达了他个人的支持。

赫尔利和史迪威两人似乎都没为9月19日的事件感到特别忧心，难怪赫尔利写道：

所以仅仅一天之后，罗斯福突然接到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的消息，他的惊讶程度可以想见。面对新局面，罗斯福能够作出的最合逻辑的推理就是，既然指挥权转移的条件早已和蒋介石谈妥，那么蒋介石态度突然改变的唯一理由，必然是出于史迪威个人行为的失当，何况这也正是蒋介石在复电中所反复强调者。

罗斯福虽然在过去两年应该早已知道蒋介石的感受，但是直到细读蒋介石9月24~25日致赫尔利的函件，才终于第一次静下心来倾听蒋介石，并试图体会他内心的感受。

白宫的补救措施，绝非霍普金斯和孔祥熙不久之后的会面普通闲聊。身为政坛老手，又是罗斯福的心腹谋士，霍普金斯不可能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刻，未经美国总统授意便漫不经心地去和孔祥熙密谈。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罗斯福精心导演了这一幕，目的在表示，尽管他仍需要安抚马歇尔和史迪威，但是正在收回中美关系的主导权。

如果罗斯福的确认为中美两国就指挥权问题几乎已经取得共识，而史迪威使之毁于一旦，那么他的这一个想法，似乎也被自己派往中国的另一位特使的现场目击报告所证实了。

10月4日纳尔逊刚回到华盛顿，就对赫尔利的表现赞不绝口，他基本上证实了赫尔利给罗斯福的报告：史迪威9月19日致送罗斯福电报前，赫尔利和蒋介石几乎已经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所有重要政治和军事分歧。

由于罗斯福听到的这些新消息都和马歇尔的报告相反，因此罗斯福决策时不得不感到犹豫，不愿意再接受马歇尔单方面的建议继续为史迪威向蒋介石施压。罗斯福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政策取向。

过去有人认为，罗斯福之所以不再支持史迪威，并向蒋介石让步，是他考虑到自己在总统大选中的政治利益。政治考虑确实很可能是罗斯福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马歇尔试图打动罗斯福的一记高招。

不过罗斯福也可能察觉到，马歇尔利用总统专注于全球战争和国际关系事务，暗中把美国对华政策的裁量权置于己手。马歇尔一连串冒失的举措，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粗暴言辞，终于使中美关系陷入不必要的困境，而现在正是罗斯福重新主宰美国外交事务的最佳时机。

一旦罗斯福把注意力放回到对华政策，他很快就能够以一个政治家的心胸和智慧，去体会蒋介石面对的困难，增加寻求解决问题的弹性。

10月1日，史迪威终于了解到他在中国战区的职位遇到严重麻烦。当他听说孔祥熙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及罗斯福已经对蒋介石的要求作出让步时，史迪威写道：

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即便如此，史迪威依然对高压策略的功效充满信心，希望能够争取到马歇尔和罗斯福的继续支持（10月1日)。他所持的理由依然是，只要美国继续施压，蒋介石最后一定会退缩，因为蒋介石根本没有拒绝美国要求的本钱。

然而此时罗斯福对如何应付当前危机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一个迹象是，罗斯福夫人突然在10月3日拜访正在美国纽约医病的宋美龄，并邀请宋美龄去白官小住。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私人友谊行为，也符合罗斯福夫人历来待人宽厚和善的作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是罗斯福精心设计的细腻外交动作，希望借此得到宋美龄的协助，改变她丈夫对史迪威的决定。这个举动的时机让人觉得后一种解释比较合理。但是宋美龄婉拒邀请，所以没有产生任何后果。

罗斯福此时送给蒋介石的信号是，他和马歇尔之间的看法已经出现差距，而罗斯福终于亲自出掌大局。

但是马歇尔仍然无法接受蒋介石要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在一份备忘录中（10月3日)，他不但建议美国总统拒绝任命另一位美国军官去取代史迪威，甚至建议美国总统明告蒋介石，在这种新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改变缅北作战计划，并把B-29重轰炸机从中国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看起来，马歇尔采纳了史迪威建议，准备以美国从中国撤退来威胁蒋介石。

次日，马歇尔决定改弦易撤，采取另一对策，也再次得到参谋长联席会的支持，以参谋长联席会名义呈交总统一份备忘录（10月4日)，里面写道：

而在这段时间里，局势将急剧恶化，并可能导致全盘的瓦解。

他们接着警告罗斯福说：

因此，我们强烈地建议总统把附上的电报送交蒋介石，作为挽救局势的最后努力。不论罗斯福此时心中已否作出最后决定，他都无法拒绝参谋长的集体要求，必须为挽救局势作出最后努力。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