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让它现在就来吧。

——斯大林

截至1949年，欧洲被东西方划分而治。双方都对各自的德国占领区进行了“组织”，并入各方阵营。但是欧洲的分裂并没有直接带来稳定的和平。

这并不是说双方选择不多只能接受现状——如今美苏完全相互制衡，双方都受困于现状并且认识到共存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苏联仍然认为德国实力的问题（意指西德实力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鉴于战争期间因为德国人所遭受的重重苦难，苏联认为自己有权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德国再次威胁自身的最基本利益，而且究竟采取什么措施以强调这种关切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如果军事平衡不利于苏联，那么就要避免可能导致直接军事冲突的强硬政策。但是如果局势有所变化，苏联很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1949年末，这种平衡确实开始突然并且急剧地转变。美国的核垄断曾经是苏联在欧洲的地面部队明显优势的制衡力量；如今，随着核垄断被打破，苏联处于更有利的局势，可以接受与西方摊牌。实际上，到了1950年，苏联似乎准备进行真正的对抗。斯大林在同年10月告诉中国人，美国“目前没有大战的准备”，而且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现在无法为美国提供真正的军事援助。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处在强势地位，不必恐惧与西方的全面战争。斯大林说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让它现在就来吧。”

1950年，斯大林深信东方处于强势地位，西方没有大战的准备，因此不惧向西方进攻。

因此西方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西方领导人看来，当前的困难源于军事上的弱势，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必须且快速地发展军事力量。西欧必须在地面上进行防御，正因为如此，德国部队迟早都需要加入其中。但是重新武装的德国意味着联邦德国政治现状的转变：占领体制将会终结，而且德意志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并且独立。问题在于，沿着该方向的行动可能直接导致战争。

西方实力的增强意味着苏联可能认为如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且他们需要在力量平衡不利于他们之前采取行动。德国实力的增强涉及德国政治权利的恢复，这尤其触碰到了苏联敏感的神经。苏联人一定会认为，约束德国实力的体制正在迅速瓦解，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过程会进行到何种程度。因此对他们而言，快速采取行动是非常合理的决定，他们需要在局势完全失控之前处理这种威胁。

若德国重新武装，西方实力将会增强，届时苏联可能会以清除“新纳粹”为由先发制人。

1950年末，似乎双方即将产生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迫在眉睫。但是在这种危机氛围之下，一种可能奠定欧洲稳定和平基础的体制正在悄然成型。到了1954年10月，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协议成功敲定。西德得以重新武装并且加入北约；德国的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将得以恢复；但是德国人的主权、行动自由以及军事实力将会在一些主要方面被限制。但是德国人可以接受这种体系，因为该体系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提供了真正的保护。而且尽管西方的体系是针对苏联的，它最终也是苏联可以接受的体系，因为它解决了苏联的头等安全问题——来自复兴并且修正主义盛行的德国的威胁。但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体系也依赖于强势的美国的参与，这也成为这个等式中最有问题的一个因素。美国将在欧洲扮演何种角色？盟友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欧洲各国最终不得不为了自身的防御做准备？

1940年代末期，美国的核垄断平衡了苏联对西欧的施压。甚至美国自身拥有的强大工业实力，都被认为可能不足以牵制苏联。如果苏联占领西欧而且利用该区域的庞大资源为自己的战争机器服务，那么苏联在军事工业上的潜力就可以与美国相抗衡。如果不是因为核武器，这个由苏联领导的集团很可能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从长远来看美国都不是其对手。另一方面，美国的核垄断意味着美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1946年6月，美国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被称为“巴鲁克计划”的提案。旨在摧毁核武器，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规范核能的利用。然而，苏联担忧美国会借此保持对核武器的垄断，因而拒绝了该方案。

既然最终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那么西欧的防御最终就可以依靠这种引线战略。当然要说明的是，对欧洲发动进攻将会导致核战争的爆发。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防御开支就能被降至最低，而且有限的资源可用在其他地方。美国可以集中帮助西欧在经济上恢复。国内的税收维持低水平，这样经历过长年经济萧条和战争的一代美国人现在开始可以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引线战略绝非理想战略。如果全面战争爆发，欧洲将会被占领而且必须要夺回。尤其是欧洲人，无论谁最终赢得胜利，他们都不希望发生这样一场战争。

因此在1940年代末，西方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不愿意采取强硬立场。在各种不断发展的争端中，西方领导人认为自己如履薄冰。这种局势并不让人安逸，但是总体说来美国及其伙伴还是愿意接受现状的——至少在欧洲经济恢复并给予防务更高优先级之前是如此。但是，西欧显然迟早都要进行地面防御。美国的核垄断当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垄断被打破之日，就是重新思考西方防御战略基础之时。但是在1940年代末，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局势并非令人满意，但有效防御西欧并未被视作急需处理之事。

1949年8月美国核垄断被打破，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在全面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不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双方当然都可以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在受到大量早期原子弹攻击之后，双方仍然可以存活下来并且有效运转。而且这类空中核攻击将会主宰战争……

1949年8月，柏林封锁解除后不久，苏联成功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比预期更快地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迫使西方重新思考防御战略。

美国领导人认为当前的局势会加剧苏联的野心，而且他们也在观察苏联的进攻性是否有急剧增长的迹象。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例如，苏联告知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现在拥有战略优势，但是他们在欧洲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并且不会持续多年，所以眼下是采取行动的时刻。相比苏联，西方对于东欧国家的渗透更为有效，所以西方政府通过情报途径获得了这些消息。为了应对全球性的冲突，苏联做了大量物质上的准备。苏联进入战争经济模式。1950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出了其中一些最能反映问题的迹象：

大概从1949年1月开始，整个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开始实行全面的战争物资工业生产动员计划。根据该计划，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绝大部分工厂的改造要在1950年1月之前完成。需要进行重大工业调整的安装改造将会在1950年9月或10月完工。当前的工业生产加上之前积累的军事以及民用补给品的大量存货足以支持这些重要行动。当前的储备物资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涌现出大量的储备物资仓库；高辛烷值的航空器、喷气飞机燃料以及柴油燃料的生产在现有要求之上又加快了速度，使得现有的储存能力不堪重负。（分开储存这些航空燃料的成分比混合在一起更加稳定，因此导致航空燃料存储量增多，这点很重要。）在一些边缘区域飞速建造了军事机场；军事行动所需要的补给已被发往那些地区。

结果，正如1951年初另一份情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苏联至少在1950年中就“已经提前进入备战状态了”。

1950年初，美国官员开始认为，苏联的一些行动已经一触即发——可能是对抗南斯拉夫，或是与柏林，又或是与朝鲜有关。当然，结果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所以当时普遍认为——正如我们现在所得知的那样，确实如此——斯大林事先就批准了朝鲜的行动。这种军事进攻使美国政府改变了先前针对半岛的脱离政策，决定加以干预。但是这已显现出总体局势的危险程度。当然之后就是两个分裂国家——德国与朝鲜——之间的相似发展。苏联在东德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现在正进行武装。那么东德的部队是否会成为进攻西德的先锋队？东德领导人表示，在朝鲜所发生的情况很有可能在中欧再次上演，而且一些来自东德的逃兵也表明他们一直都在接受针对西德的军事训练。

1949年末，金日成拜访斯大林，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刀尖捅一下南朝鲜”。1950年3月，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计划表示支持。

1950年秋，局势恶化。当斯大林批准了在朝鲜半岛的进攻时，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美国会干涉。毕竟，美国多次表示自己已经抛弃了韩国。但是11月的时候中国加入了战争，大败美国部队，美国不仅有可能被赶出朝鲜，还有可能彻底被赶出朝鲜半岛。相比6月战争爆发时来自对方的进攻，此时的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有意识地决定以一种重大方式与美国一较高下。为什么他们具有如此进取的目标？是否因为他们判断军事形势对他们如此有利？是否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当事实上有可能获得胜利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如早些到来？

1950年末至1951年初，这段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黑暗的，对欧洲而言也是令人惊恐的时期。可以肯定的是，有必要投入巨大努力并快速修正军事平衡。不言而喻，这势必会带来激起斯大林采取行动的风险——斯大林可能认为，若西方军事力量增长，苏联的军事优势将荡然无存，从而使他无法接受与西方的对抗。为此，在这之前他必须采取行动。真正的军事摊牌一定是非常有风险的，但是如果机不可失，可能在建议之下，斯大林会在他仍然大有机会赢得战争的时候将局势推向高潮。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的蓄势待发态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收敛，尤其是在扩大朝鲜冲突方面，他们担心，冲突扩大可能打破平衡并让苏联选择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在美国增强军事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上，他们却未被吓阻。

军事增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并没有因胆怯而接受苏联处于上风的局面。1940年代末实行的低军费政策现在看来是一个重大失误。虽然犯过如此巨大的错误，但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再阻止大规模的军事增长。美国采取了诸多特别措施，尤其是在1950年12月。其军费开支翻了三倍，但是仅有一小部分增长直接和朝鲜战争有关。欧洲盟友也开始通过美国援助或是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增强军事力量。

1950年之后，鉴于苏联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投入。

军事力量的巨大增长有两个主要军事目的。美国想在战争初始针对苏联本土（首要目标是苏联的核力量）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它还希望可以防止西欧被占领。对欧洲而言，显然地面防御（防御范围尽可能向东方扩展）是必须的。甚至在1949年初，“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战略很明显就是可以长期让西方联盟团结一致的唯一方法。

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布拉德利将军非常生动地阐述了该观点。他说道：“非常明显地，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如果我们战时的战略要求我们先让盟友落入敌手然后再承诺拯救他们，那么我们是不能依靠西欧的朋友的。”但是在当时的依赖空军力量和战时动员的政策之下，美国必须这么做。布拉德利声称，该战略“只会在战争来临之际带来虚弱无力、幻想破灭的盟友”。如果要求西欧人民“以自己的生命为了共同的事业来冒险”，那么西方就需要一个能给予他们真正安全的战略。而且美国，他说道，将迈向的战略是“在共同防御前沿的基础上”与欧洲人“分享我们的力量”。

随着美国核垄断被打破，这些观点就显得更加有力。在新的战略环境之下，苏联将会更加具有侵略性。它很可能认为，美国会因为考虑到双向核战争而选择退缩。美国核保证的动摇也因此意味着苏联可以在政治争端中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还意味着，在西欧建立强大地面防御的重要性胜过以往。有一系列的军方言论对该基本政治观点表示支持，这在双边核战争的背景之下尤其令人信服：这些言论谈及避免让西欧落入苏联之手的重要性，因为西欧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经济资源，而这又是长期军事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谈及为驻扎在英国的美国中型轰炸机提供最低限度的纵深防御的必要性；也谈及在欧洲大陆维持一处落脚点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苏联持有任何核武器，想要重演诺曼底登陆就显然不再可能。

1950年，战略环境的变化使包含西德在内西方共同体的建立被提上日程。

对于西德而言，这些强调有效前沿防御重要性的基本观点尤其具有影响力。如果德国人要和西方站在一边，那么显然他们必须得到守护。例如，正如艾奇逊所言，如果任何国家想要和西方“密切联合”，那么它必须“给予德国保护”。此外，如果北约想要防卫西欧剩下的地区，它必须要在德国的土地上战斗。如果西方军队想要有作战的空间，就必须要将德国的领土纳入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而且他们也需要调动能力，因为固定的作战地区会很快被攻陷。如果要在德国进行战争，那么与德国当局的合作将会很有价值；但是除非德国被视为盟友来防卫，它才会像一个盟友一样合作。相反，如果盟军只将德国领土视作军事行动的场地而不是必须防卫的地区，对德国舆论方面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是如果要保卫联邦德国，显然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必要承担所有的工作。西德应该为自身的防御做出努力。如果没有德国部队参与，很难想象将如何防守莱茵河西部地区，但是如果西德领土被包含在需要防守的区域内，那么就需要部署更多部队，而且只有德国可以提供这些部队。1949 年末，西方的官方立场仍是反对德国以任何形式重新武装，但是在西方主要三国的军界普遍认为需要建立德国部队。1949年11月，就在苏联宣布试爆核弹几个月之后，德国的军事贡献问题突然（当然也绝非偶然）成为首要政治议题。

作者: 〔美〕马克·特拉克滕伯格

译者: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出版年: 2025-5

这种军事上的贡献也意味着西德政治地位的重大转变。因为如果联邦德国认为自己不受信任而且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歧视，那么它又怎么可能真正与西方同呼吸、共命运，并投身于共同防务之中去呢？简而言之，如果西德明白自己最多只能成为西方共同体之中的二等成员，它就不会投身于共同防务之中。如果想要西德在军事领域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那就不能将它视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对待。

西方必须重新构建与西德的关系，并将此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盟军的部队仍然会留在德国的土地上，但是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胁迫的象征”，而是要保护整个西方。联邦德国以及北约成员国将一起捍卫西方文明；它们的将士将会“肩并肩”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它们应该将彼此视为伙伴，而这意味着德国的基本政治权利将得以快速恢复。

纳粹战败仅5年，局势就推动美国与联邦德国携手，共同捍卫“西方文明”

如果想要充分调动德国人为西方奋战的积极性，那么就不能让联邦德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傀儡政府而不信任它。但是如果要接受西德作为伙伴进入西方集团，那么西德也有充分的理由担负起属于自己的防御责任。德国是否愿意提供军队并加入共同防御，将会是一场对德国是否忠于西方以及是否将自己视为西方世界一分子的检验——就如同西方国家通过与德国“肩并肩”合作表示它们愿意接受联邦德国作为自己的伙伴一样。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西方和作为西方伙伴的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德国政治权利的恢复（这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及其作为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伙伴而被纳入西方共同体之中。（《构建和平》，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

图书简介：由美苏主导的冷战格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突然急速走到战争的边缘。在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接受欧洲现状的情况下，一场核大战的阴霾是如何出现的？美国是否曾想要回归孤立，将北约防务交给欧洲人自己负责？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特拉克滕伯格集20年之功，力求解答这一冷战谜团，并着力讨论其中的核心议题一一在冷战格局中，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通过聚焦战后欧洲解决方案的形成，他展开了这一图景的多重维度：从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柏林危机及古巴导弹危机，到美国的战略转变，再到美国不顾盟友异议，对苏达成妥协并主导欧洲问题的解决。由此，冷战在1963年进入新的篇章，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成为欧洲形势的根本基调。作者广泛利用冷战后解密的美国及欧洲多国档案,重塑了学界对冷战发展的认知维度。本书自问世以来备受赞誉，斩获乔治·路易斯·皮尔奖和保罗·伯兹奥尔奖两项美国历史学会大奖，现已成为冷战史和国际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马克·特拉克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横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学者。著有《国际史的技艺》《历史与战略》《构建和平》等。其中最后一本代表了他在冷战史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做出的重大突破。

译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守都，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现为南京理工大学讲师。徐菲，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现为南京审计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