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体性作为当代文化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独特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内涵。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催生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命题的提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充分挖掘得以确立。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以深化与丰富。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中华民族以自信而开放的文化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并通过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和主动探索，不断在提升全球文化话语权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文化；文化主体性；现代化；中华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4&ZD209）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曾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即关于某一时代内容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每一重大哲学问题的背后能够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特征。近代人类现代化的序幕拉开，直接反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即依赖—改造—反思的复杂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离散时空向同步时空的历史过渡，这一过渡体现为时空间距的缩短和社会发展的加速，人类正在迅速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同步时空的发展状态作为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结果，推动着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化时代。时代变革中的思想动荡呼唤新的文化哲学命题来阐释现实。随着现代化历史叙事的展开，主体性作为西方现代性诞生的重要标志，遂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时空秩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传统的对立模式转向人与文化世界的深度互动，文化问题介入主体性议题并推动着“文化主体性”的形成。正是在此背景下，主体性问题作为哲学命题在对时代本质反思的基础上升华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规定着当今时代与其他任何时代的本质区别，成为理解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线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可以说，“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而当这一理论视角聚焦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语境中，“文化主体性”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内涵，转变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进而引起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交汇的背景下如何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从确立到深化再到巩固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内涵问题，最终要回答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一、从哪里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统的根基中得以确立

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充分挖掘得以确立。近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民族蒙耻、文明蒙尘，中华文化无法有效回应国家危亡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传统文化由于难以适应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不能满足中国人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对精神支撑的迫切需求，也难以回答“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的历史之问，其主体性遭到严重冲击。思想界围绕如何把握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洋文化的关系，即如何在保持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寻找两者间的共同点展开论战。可以说，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成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重要时期。因政治危机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存续的危机感，激发了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于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深刻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更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思想观念与固有传统因其深远的价值与意义而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指导社会生活与实践的重要原则。这些文化内核在推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延续与繁荣的精神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表达，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思维、伦理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念，体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些内在价值赋予中华文化独特的生命力，使其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能够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是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根基，更是推动文化主体性确立的重要力量。

何谓“中国文化精神”？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辜鸿铭认为，它“是指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心灵、性情、感情综合体” ，赋予了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性。这一论述表明，中国文化精神根植于民族性格的独特之处，是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心理内核”。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这些观念分别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方面的深刻特质。可以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既包括民族性格的内在特质，也包括核心思想的系统表达。从内涵上看，它是一种贯穿历史、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 ；从外延上看，它是指导民族行动、凝聚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动力。正是基于对这一核心精神的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展现出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上的自觉与定力，成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于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并非以“去中国化”为前提，也不是将传统文化一概视为“糟粕”，而是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河床”。以此为基础，中华民族将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一个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独特范式。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融入“全球时间”，对自身传统文化产生了困惑和犹疑。这一历史时刻同时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定位。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的交织下，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成为时代的焦点，民族复兴与文化自觉的课题开始在思想界受到广泛探讨。李大钊反对将西洋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将东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种族优劣的看法斥为“僻见”，主张“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东西文明之不同，不能以价值高低来判断，而应该首先深刻观察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统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它强调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过程，既包括传统文化的延续，也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创新。而传统文化则更多指某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的具体文化成果或表现形式。因此，传统文化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为文化传统的延续提供具体内容，文化传统决定传统文化的命运。二者既有区分又密切联系，共同构成文化在历史中延续与创新的完整面貌。人们能够意识到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延续传统，也并非割裂传统，而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扬弃和合理借鉴的基础上构建起真正的民族文化自觉，形成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化。一方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对文化传统的正确理解密切相关，中华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哲学基础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独特的思想资源，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具体而言，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原则为核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而道家思想则以“道”与“自然”作为核心概念，倡导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儒道互补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脉，不仅是两种哲学思想的简单并存。它们深刻地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构架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在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时，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结构并非停留在纯粹的哲学或道德层面，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强化的重要动力。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不仅融入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强化着社会伦理和公共责任，也体现在政治理性和国家治理中“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上。道家的“无为而治”和“顺其自然”则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以及中国现代政治的决策过程中，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并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之源。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于对西方主体性的自觉批判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更是在对西方现代主体性理论的自觉批判与反思中逐步形成的。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某种程度上，这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敏锐认识。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自觉承认西洋文明在技术、制度上有明显优越性，但并未丧失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信赖。这种对传统的坚持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表明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立性。

西方现代化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往往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主张对“自我”的极端强调，并将其对“他者”的支配视为自然法则。进言之，主体性被定义为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观念，追求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改造。然而，这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存在明显冲突。与此相较，中华文化主体性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及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中的主体性并非建立在“主体—客体”的二分逻辑之上，而是根植于整体性、和谐性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的平衡，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而非仅仅强调个体的主权和物质的征服。以人格塑造为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君子人格”为核心，强调通过道德内省和伦理自觉实现“恭、宽、信、敏、惠”等人格理想。正是这种差异，促使中国必须在批判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就塑造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主体性内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体性基于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根植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的理念之中，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确立的价值基石。这一主体性既是对“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化，也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危机的积极回应。

二、如何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得到深化

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往往伴随着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必然削弱本土文化，人们能够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正视文化传统精神，彰显本土文化价值，从而增强现代化的主体文化特性。由此可见，文化主体性既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化得以平稳推进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当下的重要使命之一。而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在以“第二个结合”即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现代力量中得以深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就主动承担起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能够以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赋予中国人民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历史环境中，其成立不仅是民族争取政治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承载着恢复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使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文化霸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逐渐被削弱，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一度陷入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不仅承担着政治革命的任务，也肩负着文化重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视为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以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结合，展现出极强的文化自觉。

一是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以主观、片面方式解读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忽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动因，容易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甚至误导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之，历史中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历史进程并非简单的随机事件的堆砌，而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和发展。历史的偶然性正是必然性得以体现和发展的途径。将历史事件视为完全由偶然因素决定，而不去深刻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揭示历史发展中的深层逻辑，重申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的深厚根基。

二是以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推动文化创新。文化保守主义往往过度强调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对在农业文明或封建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不加鉴别、不做选择地推崇，主张中国文化只有一种传统，认为中国文化只能接续中国文化古代传统来开展，否则就是“反传统”。这一思潮往往体现为食古不化、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否认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创新与时代需求，倾向于将文化发展束缚在过时的框架中。值得注意的是，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更不是以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 ：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更无法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

三是以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捍卫文化独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外部对本土文化的侵略和压迫，还体现在通过文化渗透、文化霸权对民族文化进行同化和弱化的企图。具体而言，霸权话语形式从“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到“普世价值论”不断变化，其背后隐含的仍然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逻辑，即通过文化力量的渗透和话语霸权的建立，试图将本国的文化、制度与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借此实现文化支配与政治控制。“普世价值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延续和升级，西方国家在这一话语框架内通过倡导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念普及至全球，进而加速全球文化的“西方化”，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二）“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开辟路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也是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对此，张岱年曾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割断，而是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并注入现代化的思想力量，并非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道德精神和哲学智慧。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并不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中为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路径。

有学者曾尝试从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包括“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的论断。然而，两者间的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体用二元、互相对立，用固定不变的体用模式套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同”这一表述强调的是更具普遍性、科学性、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特殊性、历史性、民族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的过程中实现内在的、深度的融通渗透。两者的结合更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在这一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得以深化的重要路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得以深化。

（三）文化复兴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动能

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不可分割。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外来侵略与内部危机的过程中，对民族复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早期将民族复兴简单理解为“船坚炮利”或对物质力量的追求转变为将民族复兴归结为人的复兴，即人的主体性觉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经济上的崛起，更是文化精神维度的复兴，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不能消解人与人的紧张冲突关系，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未能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的积极力量，反而导致人的主体性失落、人对物的过度依赖、人成为物化的人。现代人的根本历史处境用雅斯贝斯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世界的非精神化以及它之服从于先进技术”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试图通过文化复兴弥补这一缺陷。文化复兴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的片面现代性局限，重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主体性，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之中，不自觉地借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来理解自身和世界。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难以全面正确地认识自身文化，还导致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质疑。文化复兴要求打破对西方话语的迷信，回归自身文化传统，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建构是文化复兴的应有之义，更是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逐渐摆脱对西方文明的单向依附，走向话语自主性，成为全球文明思想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复兴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主体性地位，展现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文化内涵。因此，中国话语与中国复兴是同构互塑的两个方面，文化复兴通过话语体系的重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深层次的精神动能。

三、如何走向世界：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文明交融中得以巩固

中华文化主体性表现在全球文明交融对话的时代格局中，通过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全球文化话语权得以巩固。在世界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中华文化主体性能否在全球文明交往与对话中得到巩固，关乎中国文化身份的定位，也关乎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崛起与未来发展。倘若无法正视文化主体性问题，中国文化或将因失去独立性而被全球文化体系中的西方思潮所弱化甚至边缘化。文化主体性的塑造，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中，还应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对外展示自身独特的价值，同时通过提升全球文化话语权为文明交流贡献中国方案。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体现在与全球文明积极对话的过程中

文明之间的接触往往伴随着冲突、压迫、战争以及文化霸权。尤其是在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与殖民主义的兴起，全球文明的互动常常呈现出不平等的局面，许多非西方文明和文化被边缘化、消解或被强迫同化。尽管近现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压下屡遭挫折，但中华文化没有被西方文化吞噬，而是通过清醒的文化反思和自我改造，保持了其精神文化的根基和哲学思维。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互动中，中华文化能够始终保持着自身传统的深厚根基而不被外来文化同化或压倒，这种文化自觉背后反映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化始终秉持着兼收并蓄的态度，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外部文明的精髓。“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倡导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主张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追求和谐，但并不要求所有文化都完全趋同。这一理念体现的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出的独特包容性和创新性。这一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巩固主体性的根本所在。其本质是一种文化自觉，它要求民族文化在坚持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展示出独立、坚韧、创新的文化力量。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创造的主动精神。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体现在全球化中自信的文化姿态中

中国社会曾经历过与自身文化传统对抗甚至撕裂的痛苦过程，但是，最终在文化迷惘与失落中逐渐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压迫，坚守了文化独立性并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步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核心，就在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更偏向于文化的内在力量，强调一个民族或国家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认知 ；文化自信则是这种内在文化力量的外部表现，体现为对文化价值的坚定信仰和认同。中华文化的自信来源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不仅是文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密切关系。中华文化只有保持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在全球文明的交融与对话中立足。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不仅是自我认同的体现，更是对外展示中华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反映在我们的自信力空前增强，熔铸成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体现在文化话语权的增强中

文化话语权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全球秩序出现了多重权力主体和话语主体重新塑造的可能性。当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并非单纯的自我封闭或对抗，而是通过文化创新与对话，逐步塑造了一个与西方文化对等的全球话语体系。通过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中华文明在全球文化舞台上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这不仅挑战了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也为全球文明的多样性与共生提供了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其所蕴含的文明价值，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变通性、适应性与普遍性，进而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话语中的地位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文化话语权的实际增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的建立，依托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化经验，逐步在全球文化对话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全球文化的多元性与平等性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通过系统地构建和阐释中华文明观，展现体现中华文化如何与世界其他文明互动、对话与共存的思考，为中华文化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全球化与现代性激荡的时代洪流中，中华文明如何以全新的姿态和气魄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充分发挥其现代力量，成为当代学术与实践关注的重大命题。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与困境，中华文明的复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世界未来方向的思考与探索。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正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成为构成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石，是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内核。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长期以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态势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无疑是富含厚重文化底蕴、内在价值和未来意义的文化。

作者简介

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泰山学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