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军实行军衔制以来，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一职，就只有两位大校级人物担任过，其他的基本是上将、中将，连少将都少。由此可见，以大校军衔担任副总长的人，背景和能力绝对是有的，但更多的是际遇，或者叫奇遇。

阎仲川，1922年生人，在1969年5月9日到1971年10月1日期间，担任副总参谋长。而且他是开先河的首任，也是唯二一任大校副总长。他在“913”后受牵连，遭隔离审查7年半之久，可是后来的离休又是正兵团职待遇。

这样的反转、反差，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让人不禁好奇：阎仲川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

1922年2月11日，阎仲川出生在河北保定定兴县杨村镇，上中农家庭，祖上传下一些钱粮土地，家境还算殷实。从“仲川”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伯仲叔季。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阎仲川可以学到足够的文化，为他后来的参谋工作奠定了起步基础。他从小在镇子里读小学。学校有规定，年级成绩排名前三的同学可以免学费。

阎仲川家里有点钱，但跟富裕不沾边，更何况那时候的学费可不低，购买力相当高。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不是什么聪明的人，因为想免费上学，给家里一个交代，所以除了用功读书别无他法。”

阎仲川在校七年，年年都是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也就年年免学费。那七年里，阎仲川每天放学回家，吃过饭后又折返回学校住宿。因为学校有灯，可以随便看书自习——那年头无论油灯、电灯都费用不低。

时间来到1937年6月，阎仲川小学毕业，由于天灾人祸，家境不行了，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儿子继续读下去。阎父选择了保定二中读初三的大儿子，放弃了二儿子阎仲川，让他去天津当学徒、学经商。

阎仲川不想读到一半不读了，便努力考取了公费的保定工业职业学校。可正当他准备到保定上学的时候，抗日的炮火响起了。国军一支部队从前线撤退，路过杨村镇时，把阎仲川给抓走了：做民夫，给一连长挑行李。

挑了十多里地，那连长见阎仲川一副读书人的年轻模样，叹了口气，便将他放走了。而杨村镇刚经历日寇数天的空袭轰炸，阎仲川在镇外看着家乡的硝烟废墟，不知该何去何从，做什么好。后来大哥回来，领着他参加了当地由我冀中军区领导的抗日队伍。

但是到新中国成立，阎仲川任中南军区司令部科长时，其大哥却只是一照相馆的会计。这是因为在参军不到一个月时，杨村镇遭日寇扫荡，碰巧回乡探亲的阎仲川兄弟二人被堵了个正着。

阎仲川大哥经妻子和母亲的劝说，脱下军装埋起来。阎仲川不从，从后窗跳出家，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跟日寇周旋，然后冲出了包围圈。而大哥因有家室，从此选择了退伍，不再回部队。

之后的一年日子里，阎仲川主要在干训队、参训队，学习军事知识，如低级的队列、站岗、放哨等，如高级的测绘、战术等。在120师的代训队中学习时，他正式入党。

1939年下半年，参训队结业的阎仲川，正式进行抗日工作，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当见习参谋，半年后升正式参谋。他此后30余年的工作，基本都是跟参谋打交道。

抗战后期，阎仲川先在冀中军区教导团待过一段时间，后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吕将阎调到晋绥军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抗战胜利后，阎仲川追随吕正操，成为第一批进入东北的我军将士，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司令部做作战参谋。

阎仲川一路见证了四野的征战崛起，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东西。辽沈战役前后，他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科副科长，跟随林、罗、刘三位首长一块行动。

阎仲川切切实实跟过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都是他的直系领导，如吕正操、陈漫远、高存信、孙毅、聂鹤亭、刘亚楼等。因工作性质，他跟领导们的接触很多，人品、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但这也让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没怎么直接领导过部队。

1956年，任职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没两年的阎仲川，突然接到广州军区的调令——要他马上回军区报到，任职作战部部长。他非常不情愿，或者说不甘心，遂措辞一封情绪激动的长信，寄予军区领导，要求在基层发展。

无奈，还是没能更改。平心而论，基层苦，但发展空间大；司令部权力大、工作清闲，但任职太久会导致发展空间小——容易给人刻板印象、不好任一方主官。

阎仲川后来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总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都跟101和黄永胜有很大的关系。提拔阎仲川的，主要是黄永胜，但阎跟101在东北、中南的工作时间，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有人采访过阎仲川之子，问其父亲跟101、黄永胜的关系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都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私交，毕竟生活上没什么来往。如果关系不是上下级那么纯粹的话，阎仲川也不至于被审7年半，也没审出东西，并在离休时享正兵团职待遇。

“正兵团职”，高于军级，低于大军区级，在1980年的18个职级待遇中排第三。就1960年才晋升为大校军衔的阎仲川，按理说评不上这个职级待遇的，但为什么就是评上了？虽然他担任过大军区参谋长、副总长，但他深受“913”负面的影响，不降都已经算升了。

阎仲川被牵扯进“913”，一是跟101、黄永胜的工作历史，二是参与发出“一号号令”。发生“913”的9月24日，阎仲川还随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过，他本来是有留下考察越南抗美战场地形任务的。但是到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一起回国。

回国一下飞机，阎仲川就被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找到谈话，要求他对黄永胜进行揭发。阎仲川在总参工作2年半差2个月，因此被隔离审查7年半。这账算下来，实在太亏了。如果他没那么能干，没有被黄永胜调到北京总参工作，起码不会被审查这么久才放。

阎仲川出事，主要还是受到根除“913”影响的牵连。1973年，周总理曾指示：“他的问题是不是被看得太重了？”可惜没能有后续。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在北京逝世时，总参谋部的同志为其送来一副挽联。横批：无怨无愧。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