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五月，草木葱茏的季节。

然而，这座城市却因一个九岁男孩的纵身一跃，陷入长久的沉默。

5月19日，有网友发布消息称，杭州棋院一名9岁的围棋少年意外离世。

离世少年叫朱某某，九岁，业6（业余6段）。

“5月19日晚八点四十六分，经确认小朋友跳楼后死亡。”

生前长期因输棋被父亲极端殴打，选择了轻生。

对此，杭州棋院多名围棋带教老师证实了孩子去世的消息。

当地警方回应称，正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这已是今年5月以来，连续第三起父母“管教”孩子致死案件。

2025年5月8日晚，温州瓯海区郭溪街道居民郑某某在家中管教9岁女儿胡某某时，对其进行训斥打骂，致使胡某某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5月18日16时许，王某元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家中管教9岁儿子王某某，因孩子在游戏里充值648元，打了他三个小时，致其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从上述三起案件的时间来看，第二起与第一起相隔仅10天，第三起与第二起相隔1天。

我之所以将以上三起称为“案件”，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父母殴打子女致死可能面临多重刑事责任：若存在伤害故意并造成死亡结果，将构成故意伤害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若长期实施虐待行为导致死亡，则构成虐待罪，可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因疏忽或过失导致死亡，则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存在共同施暴或数罪并罚情形，刑事处罚将更为严厉。

都说“虎毒不食子”，法律对家庭暴力监管也日益强化，当下却频现父母之毒手，亲缘之殇何以蚀尽天伦？

三具幼小躯体，三出人间惨剧，将“棍棒教育”四个字砸得鲜血淋漓。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始终镌刻着对规训的绝对尊崇：秩序高于个性，规则重于情感，整齐划一的完美胜过参差多态的生机。

这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让“规训”二字成为了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尺。

如果大家有空去图书馆，翻一下泛黄的历史典籍，就能看到，为了保证规训体系的运转如初，体罚的合法性早已被镌刻进文化的基因。

从宗族祠堂到私塾学堂，成年人的戒尺与藤条始终高悬，父母与教师手握不容置喙的规训权柄，将孩童的身心化作驯服的疆域。

权力关系被世代承袭，最终沉淀为一种暴力正当性。

孩子，不打不成器，在《颜氏家训》里演化出“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在家庭内，如果废止斥责、体罚等手段，那孩子们的过失马上就会出现）的治家良方。

《孝经》开篇即定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看似强调保身，实则将生命所有权悄然转移。

随着“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伦理成为文化圭臬，体罚便从教育手段升华为道德义务。

时至今日，在当代家庭中仍是如此诡异的共生关系：父母将人生遗憾投射为“为你好”的暴力，子女则需要时刻压抑自我的反抗和觉醒冲动，因为那是“不孝”。

来看看9岁杭州棋童的履历：“2024天元围棋公开赛的桂冠，2025‘明仕杯’的奖杯，‘迎新杯’共训赛的荣耀，”都在诉说着一个少年天才的传奇。

就我的标准而言，这孩子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神童了。

然而这些闪亮的奖状背后，父亲眼中看到的永远是不够：不够完美，不够强大，不够让家族荣耀。

当孩子在生命最后一刻纵身跃下时，耳边回响的，或许正是父亲那句“输棋就是耻辱”的怒吼。

这也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某种悲哀。

不成功，就成仁，畸形的、覆盖各种领域的教育观，本质是科举制度的精神遗存。

千百年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跃迁神话深入人心，孩子便不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而是家族改换门庭的投资品。

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记者追问那个从高楼坠落的九岁棋手时，棋院老师们谨慎的措辞与克制的反应令人心惊。

“不便多说”的回避，“不太了解”的疏离，仿佛在谈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非那个曾在棋盘前凝神思考的少年。

杭州棋院教师的淡漠反应，不也是某些教师对规训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

关于对未成年人的惩戒权，教师与父母在传统文化中共享着某种默契。

《礼记·学记》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记载，将教鞭与戒尺神圣化为师道尊严的象征。

你看，大儒朱熹在《小学序》中更是直言不讳：“必使其徒睹之而敬畏，则戢善法也”，将暴力直接等同于教育效力。

这种思维发展到明代《社学要略》时更趋制度化——“生徒有过，量其事大小行罚”的条文，乃至“罚钱充学内公用”的规定，使体罚完成了从教育手段到制度暴力的蜕变。

在这一过程中，惩戒权逐渐异化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支配权力。

所以，在中国教育的现实图景中，一个成绩欠佳或天性“调皮”的孩子，往往难逃双重暴力的夹击——家庭的棍棒尚未放下，学校的戒尺又已扬起。

4月17日，浙江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教师林某某在上数学拓展课时，因学生陈某某用水枪朝其面部喷水，对该学生进行了不当惩戒，包括掐脖子、扇耳光殴打，并将其抱到3楼窗口威胁要将其扔下去。

黑龙江女童被虐致残案里，施暴教师竟以“严师”自居。

教育暴力与教育功利化，本质上是规训权力的代际传递。

挥舞戒尺的教育者，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往往正是上一代规训体系的产物，他们既是被暴力塑造的客体，又成为施加暴力的主体。

身份的双重性，让每一代人都在重复“被打—打人”的悲剧，将“不打不成才”的暴力逻辑，内化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真理。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一个概念：现代社会就像一台精密的“驯化机器”。

这台无形的机器通过学校的纪律、工厂的考勤、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每个人的行为。

就像学校要求学生按时上课、工厂规定工人标准操作一样，这些规则最初是外在的约束，但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我们内心的自觉。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中国规训与暴力文化的深渊，还要碾碎多少亲缘血肉才肯停转？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自我修正的智慧。

《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原文时曾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曾子问孔子：“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话关于家庭关系部分的意思是：当父亲的行为不合道义时，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谏父亲。

它表明即便在以孝道为基石的宗法社会里，先秦儒家仍为个体道德判断预留了空间。

这种“诤谏权”的赋予，本质上是在家族伦理中嵌入了道德优先的纠偏机制。

但可惜的是，孔子这段话更多是针对已经成年的子女而言。

那些尚未长大的孩子们，在面对父母的暴力和不当管教时，他们稚嫩的肩膀扛不起“诤谏”的重担，幼小的心灵更承受不住“反抗”的代价。

最后，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发生过一件至今想起来还会心头一紧的事。

那天的语文课上，老师让我们默写一篇古文。

我因为漏了一个标点符号，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被留了下来。

“每人把这篇千字文抄二十遍！”老师板着脸说，“标点符号一个都不能错，字也要写得工工整整。现在放过一个小错误，将来就会酿成大祸！”

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同学们一个个抄完离开了。

可不知怎么的，我越着急就越容易出错，要么漏了个逗号，要不是那里写错一个字。

天色越来越暗，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手已经写得发抖，眼泪不知不觉滴在作业本上，把刚写好的字迹都晕开了。

现在想来，那个夜晚的灯光特别刺眼，铅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特别清晰。

而最让我难过的，不是抄写的辛苦，而是那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要求”的无力感。

一个孩子，就这样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原来在大人眼里，完美比快乐更重要。

为了这份完美，他们可以挥动戒尺，能用怒吼震碎孩子的自尊，一点点蚕食着孩子眼中的光。

全文完，共3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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