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之际,身兼总参谋长的罗荣桓老将军曾推荐了7位军功赫赫的元老干部可被授予大将军衔。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最终这7人竟无一人能加入大将之列。难道罗老人看人失准了吗?
实际上,细细分析就会发现,罗帅的提名未尝不是一番深思熟虑。这7位元老虽然军旅生涯卓著非凡,但他们在建国后的新职务使得不再适合获颁大将军衔。比如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和邓子恢等人,虽然在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但解放后已转任党政重要职务,不再直接负责军务,若授衔给他们,无异于破坏了军衔制度的初衷。
对于当年未能获得大将军衔的7位元老,大家或许并不太了解他们的丰功伟绩。事实上,他们在战争年代可都是负有盖世威名的人。
首先是滕代远同志。滕老可谓是彭德怀元帅的老拍档,二人自红军时期便已并肩作战。滕老作为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创建者,党内党外声望极高。解放战争最后阶段,他奉命转岗铁道部门,建国后出任铁道部长,中央领导评价他"具备大将资历但暂不授衔为好"。
再看看李先念同志。李老在四方面军一脉中地位重要,新四军时期更亲自拉起过第五师官兵,战功赫赫。解放战争之初的著名中原突围战役,主要指挥员就是他。后在重组中原军区时,他担任第二副司令员,上司正是陈毅元帅。可见其军衔理应不低于大将军衔。但建国后李老主攻财经一线,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未参与军衔授衔。
接下来是闽西根据地的主要革命领导人之一、红军一级干部谭震林老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他曾任三野副政治委员,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大将粟裕。但50年代谭老的主要精力在于党政工作,他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错过了军衔评定。
政工干部邓子恢同志也是当年的参衷人选。邓老在我军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政治工作能手,尤其擅长后勤建设。他曾作为林彪手下四野第二政委,与大将军衔差之毫厘。但建国后邓老转岗农业生产,担任过农村工作部长,已非军队主要领导,未能加入大将之列。
被大家忽视的一位则是张鼎丞老将军。解放战争初期,张老曾一度担任粟裕上司的华中军区司令员。那时粟裕本应当正职,但多次谦让之下,张鼎丞成为正职、粟裕辅佐。作为曾经粟裕老大的老师傅,张老不授大将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但无奈他在建国后转任最高检察长,脱离了军事系统。
再往后看,大家或许对薄一波同志更为熟悉。薄老更多是以政治家的身份驰名,但其实他早年军队资历很高,与聂荣臻元帅职务相当。建国后作为财政部长、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按理他不应被授衔,毕竟更像是位政治家而非军人。
最后一位未获大将者正是第一野战军出身的王世泰将军。王老在彭德怀麾下当过兵团政委,红军时期资历比获得大将军衔的许光达更资深,但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照顾许光达这类红二方面军出身者;另一方面王老在西安事变时的指挥存争议,地位有所下滑;加之建国后已改任铁道部副部长等职,与军衔渐行渐远。
总的来看,尽管这7位元老军旅生涯卓著非凡,但建国后的工作岗位和实际地位已与军队事务渐行渐远,获颁大将军衔显然已不太合适。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升任了正、副国级领导,可见军衔并非对他们发展的决定因素。
除了工作岗位的转变外,一些元老未获大将军衔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张宗逊、王世泰等人,虽然资历老到,但由于一些具体战役的指挥存在争议,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军中的地位。
说到张宗逊,我们不得不提及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当年是他亲自率领部队,在江西瑞金逼迫蒋介石和张学良"双归案"。按理说这样的军功,足以为张老赢得大将军衔。但事实是,西安事变虽然意义重大,却也给国民党军队带来了重创,甚至有学者认为它加速了国共内战的爆发。张老作为事变的主要发起者,随之也遭到一些非议。建国后他主要担任政协工作,与授衔无缘。
至于王世泰,更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存在一些有失将门风度的作为。据史料记载,当年王老的部队曾阻击过东北军一些主力部队,双方一度爆发武装冲突,造成一定伤亡。后来王老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还多次向东北军施加军事压力,以此逼迫张学良服从。这种"斗争方式"在当时实属不太光彩。
另一方面,一些获得大将军衔的人选,也存在一些有失公允的情况。以许光达为例,他毕竟只是红二方面军出身,按理说其资历应比不上像王世泰这种红一方面军将领。但由于许老是当年"七大军"中除毛泽东、朱德外唯一幸存的军长级干部,或许中央出于政治考量而适当"照顾"了他。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将领未能进入大将行列,恐怕也与权衡全局有关。比如陈赓、陈昌浩等人,在解放战争中确实立过一些功勋,但作为晚入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他们的政治资历和影响力都不及八路军或新四军出身的老将们,当然无法与大将相提并论。
不过,客观地说,1955年的大授衔基本上还是很公正的。最终获得大将军衔的那10位将领,确实都是身经百战、声望极高。譬如陈毅、粟裕、林彪等人,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是名将里出名将。林彪甚至被誉为"杀人不眨眼"的神枪手,用勇猛作风为我军赢得过不少胜仗。
另一位例如聂荣臻元帅,虽然在国民党军中出身,但在解放战争期间力主"全面内战",为最后的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后来还担任过国防部长,指挥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的来说,虽然1955年大授衔也存在一些不太完全公正的情况,但总体而言都是依据将领们的实际军旅功绩而评定的。这不仅体现了军衔制度的权威性,也彰显了新中国对英雄的崇敬之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尽管那些未获大将军衔的元老普遍资历老到、功绩卓著,但他们大多已转任党政军以外的其他工作,与直接军务事务渐远,获颁大将军衔似乎确实不太合适。不过,即便错失大将之名,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也早已载入史册,他们在建国后也大多能够升任国家最高领导层,可以说军衔对他们的事业发展并非决定性因素。
相反,获得大将军衔的那些将领,不仅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和平年代也为国防军事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可谓是当之无愧。虽然整个授衔过程也存在一些不太完全公正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它对于树立新中国的军人荣誉感和鼓舞精神士气,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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