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天（5月22日），我们迎来了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旨在呼吁全球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值此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来自7个城市的10个自然之友志愿者小组共同组织了一场线下同时开展的公益观影会，播放的影片是《极地追踪》。

这是一部持续追藏羚羊30年，凝聚了2万多分钟素材而成的诚意之作，更是一部直击灵魂的生态保护纪录片！

《极地追踪》官方宣传海报

今天，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极地追踪》的“幕后”，听听导演的经历和这部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全文共5500余字，阅读预计需要15-20分钟

*以下内容根据对本片总导演刘宇军访谈整理

图为《极地追踪》拍摄期间总导演刘宇军救助藏羚羊幼崽

【关于《极地追踪》】

Q1：您的专业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契机进入动物纪录片拍摄领域的？

刘宇军：我是1970年当的兵。当了6年兵以后，我参加了77年的高考，考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开播的时候，我也是中国第一批拍摄野生动物的（工作者）。那个时候，非常喜欢拍摄野生动物，是人家很难拍到的。去过青藏高原，到世界各地吧。1988年我到美国去，走遍了野生动物（丰富）的国家公园。多年来我走访了66个国家，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拍这些东西，我有这个兴趣。

Q2：《极地追踪》拍摄过程中有哪些有意义及成就感的事？

*Q2为微信采访，刘导给出文字回复

刘宇军：这部纪录电影，是一个摄制团队用三十年时间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完成的作品。五位作为向导的武警战士遭遇雪崩滑落冰窟壮烈牺牲；两任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扎巴多杰因守卫藏羚羊而牺牲；因长期高原缺氧，科学顾问顾滨源教授半身瘫痪；摄影师田青航拍坠地献出生命，我也从天坠地颈动脉缝合8针死里逃生。我们用行动保卫地球家园。保护青藏高原这片地球上三分之一（约21亿）人的水源地，用生命守护生命。

Q3：《极地追踪》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困难/瓶颈期，是怎样克服的？

刘宇军：拍摄过程中确实经历了很多困难。首先是在高原地区的长期工作问题，由于当地方言不通，加上高原环境对人体影响很大，我们很难连续工作超过三个月。此外，在野外拍摄时经常会遇到熊、狼等野生动物的威胁。

航拍环节尤其危险。早期没有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只能用飞机航拍。曾经发生过一起悲剧，一位摄影师在航拍时不幸坠机身亡，现场惨烈。现在条件好多了，有了无人机可以随时安全拍摄。

在无人区长时间工作对身体损伤很大。科学考察的艰辛程度远超想象，甚至比攀登珠峰还要困难，这对每个人的意志和生存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特别要提到顾滨源教授。最初我是跟着他一起去找藏羚羊的，后来他作为副队长加入考察队。有一次他坚持要在无人区多待一段时间，不愿提前返回拉萨，结果因高原缺氧导致脑中风，造成半身瘫痪。后来我在北京中科院见到他时，尽管已瘫痪在床，他还是坚持用左手艰难地为我的一本画册题字。这本画册完成时，他用左手歪歪扭扭写下的签名，我一直珍藏着。

Q4：电影中您自己偏爱的细节是？

刘宇军：我最喜欢《极地追踪》当中的细节,就是梁银权他们接到了“野牦牛队”撤销的这个电话以后他们的情绪，还有他们坚持往前走的这个行动,他拿着一个破相机给大家留影拍了张照片。完了以后他自己就上了车。他也没往回走，他是往前走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公保扎西，他当时的情绪特别感人，他是一个说真话的人。所以他说：“要回去啊。无论如何要回去了。”

【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倡导】

Q1：您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您觉得藏羚羊保护是生多保护成功的案例吗，如果其中还有遗憾，又是什么呢？

刘宇军：当地藏羚羊的保护，确实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物种从大规模的百万级的数量记录到一度就剩下几万只，经过国际、国内政府，民间的共同努力，终于把它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将近有30多万只以上了，这样的话，在西藏、青海、新疆的藏羚羊还是得以延续的。但是带来的遗憾，那也真是说也说不清的。这件事儿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遗憾的地方。藏羚羊皮毛的价值以及繁殖地被公诸于世，以前这个秘密被藏了近千年。随着沙什图这个消息的发布，也引起了世界上很多不法商人的关注，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大量捕杀藏羚羊了，那几年是最惨的。这几年，我记录了不下十次的巡山行动，其中有一次梁银权的门牙就被打碎了，他自己都找不着了。这个记录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嗯，他们的工作也特别艰苦。

Q2：您觉得如何向年轻世代科普和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最有效的？

*Q2回答由AI根据刘宇军导演现场答问整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驴友和自驾游爱好者进入青藏高原等无人区地带。他们怀揣着探险、猎奇的精神，从主观意愿上来说是积极的，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青藏高原这样的荒漠无人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比如，车辆必须沿着已有的车辙行驶，如果随意碾压草场，造成的破坏是不可逆的——那里的植被一旦被毁，就很难甚至无法再生。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人看到青藏公路旁的藏羚羊，甚至会开着越野车追逐它们。这种行为不仅破坏草场，还会严重干扰藏羚羊的栖息地，迫使它们逃离原本的生存环境。这种对野生动物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惊扰和对生态的破坏，与我们保护藏羚羊的初衷背道而驰，是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的问题。

Q3：接下来有什么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创作计划吗？

*Q3为微信采访，刘导给出文字回复

刘宇军：我觉得绿孔雀、半蹼鹬等野生动物，这几个近几年自然之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的一些案例，我们都可以来合作，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来做更多的事。

*以下回答由AI根据刘宇军导演现场答问整理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纪录片创作的核心原则。有老师提到纪录片拍摄是否有所谓的"秘密方法"，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用事实说话，讲真话。真实的故事才最具力量，这是纪录片创作最根本的要求。

纪录片的创作，必须遵循“真实”这一铁律。最高明的故事片，恰恰是那些能把虚构故事讲得像纪录片一样真实可信的作品。反过来说，如果把纪录片拍得娱乐化或虚假做作，让观众产生质疑，那就是彻底的失败。

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但凡在叙事、描述或呈现过程中可能引发观众质疑的内容，都必须坚决舍弃。“真实”二字必须牢牢记住，这是纪录片创作不可动摇的底线。

【个人亲历的一些难忘经历】

Q：您常年行走在荒野，拍摄形形色色的野生、濒危物种，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物种/哪次拍摄？

刘宇军：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件当中，这个事我印象比较深刻。其中就有一次五个武警战士给我们做向导，刘教授是我们的科学顾问，他带着5个武警战士，赶着30头牦牦牛，在大雪地里，就给我们做向导开路。结果那个雪崩发生了。

刘教授当时回来以后跟我们说，他亲眼看到这五个战士就冲到那个冰窟里去了，在冰窟边缘，他被（掉下去的人）拉住裤脚，也滑到那边上，十分危险，最后非常艰难地爬回来了。

*以下为延伸阅读，信息参考来源于网络

藏羚羊：守望与搏杀——访“野牦牛队”队长梁银权

记者：娄靖

2010年12月13日

藏羚羊的“保护神”梁银权

他们给自己起了个“野牦牛队”的名字。在可可西里，野牦牛最温柔，也最强悍。他们在为捍卫人类生存而战———可可西里现有藏羚羊仅５万头，每年竟要被盗猎约两万头……

想象中，长年与因贪婪而疯狂的藏羚羊盗猎者搏斗的“野牦牛队”队长，一定十分悍。然而，梁银权一开口，缓缓的陕西口音让人想起“走西口”的温情。他那慈眉善目的婆婆脸始终笑意荡漾，只是整个儿紫红色的脸膛，留下了西部高原阳光与风沙的印迹。他说，我们为自己起了个“野牦牛队”的名字，是因为在可可西里，野牦牛是最温柔、最强悍的野生动物，没人惹它时温顺无比，有人伤害它时凶猛无敌。此时的梁银权，也许如同野牦牛那温顺的一刻。

第一位“保护神”倒在盗猎者枪口下

在中国西部版图上，有一片被称着“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方圆１２万平方公里，比江苏省还大。那里原本是金矿宝库和野生动物天堂，由于平均海拔达５０００米以上，使这儿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藏羚羊生长地，被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利令智昏的淘金者已把那儿挖得千疮百孔，肆虐的盗猎者也使藏羚羊所剩不多。

１９９２年，青海省治多县———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派出了一个５人组成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在两年中制止了非法采金。然而，就在第１２次巡山时，工委书记索南达杰惨烈地倒在了盗猎者的枪口下。从此，昆仑山下有了第一块为保护生态献身者的纪念碑，而可可西里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保护藏羚羊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索南达杰牺牲了，西部工委的工作也步履维艰，藏羚羊盗猎更加猖獗。

看到藏羚羊血尸遍野，他怒不可遏

梁银权说，他当初并没有自愿报名；去可可西里，是因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１９９５年，治多县政府重组西部工委时，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抽调了１３名本领高强的干部。当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梁银权被任命为副书记和“野牦牛队”队长。因为他曾经是武警部队的军人，骑马、擒拿格斗样样精通。他们还招收了４６名临时工，组成了一个５９人的西部工委。组织上特别规定，只要盗猎者胆敢拒捕开枪，就坚决还击。

梁银权说，让他铁了心留在可可西里与盗猎者决战到底的，是一次次巡山中，看到成百上千只国家一级野生动物藏羚羊被扒了皮、血尸遍野的场面。他愤怒了：“为了１００克羊绒就要杀害一头珍贵的藏羚羊，太残忍了！”梁银权估算，可可西里现有藏羚羊仅５万头，每年竟要被捕杀约两万头。就是繁殖得再快，用不到几年也要绝种。

更愿意谈谈“野牦牛队”的艰险经历

４月２６日中午，还有几个小时，梁银权就要作为“２０００年十大青年新锐人物”之一走上电视屏幕。这是一大批网民评选的新世纪青年楷模，梁银权被冠以“为捍卫人类生存而战斗”的“新锐青年”。制片人打来电话，说化妆师要为梁银权吹发造型，说是同台的另一位“新锐”做了个很现代的“冲天板刷头”。梁银权一口回绝：“把头发弄成那样，我们那里的人看不惯。”他倒是更愿意和记者谈谈“野牦牛队”的艰险经历。

面对人类中极少数贪婪者，藏羚羊的生命极其脆弱。每年５至７月母羚产子，正是偷猎捕杀高峰期。怀孕的母羊跑不快，遇上偷猎者难逃厄运。因此，保护队就跟踪保护，在产子母羊常去的几个湖旁设立保护站。盗猎者见状就狡猾地等候在母羊产子后撤离的路上夜间堵截。此时，一个羊群有几百上千头，只要一开车灯，可怜的羚羊看到灯光就会惊呆。接下来，偷猎者大开杀戒，母羊当场被扒皮，小羊因此无法生存将活活饿死。

追捕盗猎的行动极其艰难危险。６月份，沼泽地开始化冻，北京吉普越野性能虽好，却难以对付烂泥滩和沙河流。去年６月１８日，梁银权带队进太阳湖时，先是一辆东风大卡车陷在沙流河，司机和一卡车粮食、水、汽油只能半路扔下。而后，在一段３０公里的烂泥滩上走了整整５天。

有时，他们几十天吃不到蔬菜，光啃干馒头，几天喝不到淡水更是常有的事，因为可可西里只有咸水湖。最无望的是，队员分头行动后，遇上了车坏、断水、断油或意外事故，那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手机、ＢＢ机全成摆设。在可可西里零下４０摄氏度和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里，队员们每天都在经受生命极限的熔炼。

最危险的是与盗猎者枪战

一张藏羚羊皮，到了拉萨能倒卖８００元，到了边境能卖１０００元。在欧洲市场上，一条重４００克的贵夫人羚羊毛围巾则高达三五万美元。这般丰厚的利润让偷猎者胆大妄为，拼死顽抗。从１９９５年以来，“野牦牛队”已击毙２名负隅顽抗的偷猎者，击伤５人。

一旦发现盗猎者车队的踪迹，他们要十分小心地侦察、包抄，一举擒获。许多盗猎者十分狡猾，谎称是淘金的。这时，“野牦牛队”就要凭经验寻得赃物。有时抓到的盗猎者太多，常常是一两个队员看守一大拨人，同样也相当危险。

尽管破案成果丰硕，但梁银权他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去年６月至７月的２９天巡山中，梁银权带领“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腹地爬雪山、走草地、过冰河，行程１５００公里，共抓到７个团伙、２０个嫌犯，收缴３２０张皮。而在８月９日的一天追捕中，竟破获８起盗猎案、抓获１４个嫌犯，缴获１０６１张藏羚羊皮。这意味着起码有２０００头以上的大小藏羚羊在一天之内被杀戮。而“野牦牛队”能抓获的盗猎团伙，仅占总数的２０％。

令梁银权悲哀的是，他们至今没有保护藏羚羊最安全的措施和办法。３７个队员，如何守得住可可西里成千上万条隐秘的小山沟？

社会各界关心着“野牦牛队”

社会各界对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给予了大力的关注和支持。去年，他们收到的捐款达２２万余元，其中有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捐款１０.３万元，还捐赠了传真机、发电机、夜视仪和对讲机。北京市民成立了“自然之友”，先后捐助７万元和两辆北京吉普、一部电台、一批汽车配件及药品、衣物等，还在可可西里建立了“自然之友”保护站。去年，天津市的一位大学生利用暑假全程跟踪追捕行动，回天津后与电视台专门组织节目，把大学生们动员起来了，各院校已募集十几万元。捐款者中，中小学生人数最多。北京的一位退休教师两次捐助１.６万元，她还经常打电话询问，对藏羚羊的生存忧心忡忡。梁银权每年还能接到几十封国外友人的来信。

梁银权在生命极限的高原无人区生活战斗了５年，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要他尽早离开。可梁银权割舍不下可可西里。他说：“眼看着藏羚羊一天天地在这片净土上消失，我真心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