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姬，这口气咱不能咽！”1949年10月17日清晨，沈阳工人赵大勇攥着姬玉衡青紫的手臂，嗓门震得医院走廊嗡嗡作响。走廊尽头飘来消毒水的气味，几个工友蹲在墙角闷头抽着旱烟，烟头在水泥地上碾出焦黑的印子。这场发生在美侨院的暴力事件，即将掀起新中国首次涉外刑事审判的惊涛骇浪。

瓦尔德翘着二郎腿坐在领事馆的皮质沙发上，金丝眼镜后的蓝眼睛泛着冷光。这个自诩“中国通”的美国外交官，此刻正用象牙烟嘴敲打着案头电报——那是三天前北平发来的最后通牒。自从解放军接管沈阳，他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秃鹫，看着院墙外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喉咙里总梗着根鱼刺。当姬玉衡第五次上门讨薪时，瓦尔德突然觉得这根鱼刺变成了匕首，非得见血才能痛快。

五十多岁的姬玉衡佝偻着背擦拭领事馆玻璃时，绝不会想到自己正站在历史转折的漩涡中心。这个在美侨院当了十二年杂工的汉子，此刻只想讨回被克扣的九日工钱。瓦尔德冲下楼时皮鞋跟敲得大理石地面咚咚作响，他身后的日裔秘书巽四郎像条猎犬般弓着腰，美籍德人克里斯坦的拳头已经捏得发白。三个壮汉围住瘦小的中国工人，就像三头棕熊戏耍羔羊。

“这里没有中国法律！”瓦尔德的中文带着芝加哥腔的傲慢，他揪住姬玉衡的衣领往楼梯口拖拽。玻璃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碎金般的秋阳在地板上投下斑驳光影。当姬玉衡的额头第三次撞上黄铜栏杆时，鲜血顺着台阶蜿蜒成溪，几个路过的厨娘吓得打翻了菜篮子。有意思的是，这场施暴持续了整整二十分钟，竟没有半个美国人出面阻拦。

消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刚批阅完西南战报。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案头《人民日报》头版还印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醒目标题。“把东北局的电报拿来！”主席突然提高的声调惊飞了窗外的麻雀。当看到“美国领事带头行凶”的字样时，他抓起红蓝铅笔在文件上划出粗重的横线：“立即逮捕，依法严办！”

沈阳城沸腾了。三轮车夫撂下生意聚在法院门口，绸缎庄掌柜扯下“开业大吉”的红布改写成抗议标语，连天主堂的神父都捧着《圣经》加入游行队伍。10月24日晌午，五辆军绿色吉普车刹停在领事馆铁门前，带队的王排长抬腿踹开雕花铜门，惊得屋檐下的鸽子扑棱棱乱飞。瓦尔德正端着咖啡欣赏墙上的星条旗，直到冰凉的枪管顶上后腰，他才知道这次中国人动了真格。

法庭较量比想象中更惊心动魄。瓦尔德在被告席上整理领结的模样，活像准备参加鸡尾酒会的绅士。他的辩护律师引经据典，从《望厦条约》扯到“领事裁判权”，唾沫星子溅得书记员直往后躲。但当二十三位中国证人鱼贯而入时，美国人精心搭建的防线开始崩塌——厨娘记得瓦尔德踢断第三根肋骨时的狞笑，花匠指认克里斯坦用皮鞋踩烂了姬玉衡的手指，就连美国侨民家的保姆都抖出了领事馆私藏电台的秘闻。

不得不说的是，这场审判处处透着新政权的智慧。法官当庭播放的录音证据让全场哗然——原来公安机关早就在领事馆对面架设了监听设备。瓦尔德听到自己那句“黄皮猪不配谈人权”的辱骂时，额头沁出的冷汗把衬衫领子都打湿了。更绝的是，公诉人搬出了1947年的旧案卷：三年前瓦尔德刚下火车就无故殴打脚夫，当时国民党警察收了二十块大洋就草草结案。

12月的宣判日飘着细雪，旁听席挤得转不开身。当法官念出“有期徒刑六个月，驱逐出境”的判决时，有个老太太颤巍巍地站起来喊了声“青天老爷”，引得满堂喝彩如雷。瓦尔德被押上囚车时，围观人群里突然飞来个臭鸡蛋，黄汤顺着他的金发往下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领事官恐怕永远想不明白，半年前还任他欺凌的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换了副硬骨头？

这场较量余波未平。次年春天，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挨了炮轰；秋天，上海滩的外国巡捕房统统摘了铜牌；等到朝鲜战争爆发，那些还想端着殖民者架子的洋人终于看清现实：新中国不是跪着的满清，也不是软弱的民国。姬玉衡领到赔偿款那天，特意买了挂鞭炮在领事馆门口放，硫磺味混着青烟直冲云霄，像是给旧时代烧了炷断头香。

二十年后的某个秋夜，退休老工人姬玉衡摇着蒲扇给孙子讲故事。说到自己当年挨打时，小孙子气得直跺脚：“爷爷咋不揍回去？”老人眯眼望着星空，胡同口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那会儿刚解放啊，咱腰杆还没挺直呢。不过自打老美被公审，街坊四邻走路都带风——知道为啥不？因为头顶的天，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