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韩国的第一印象，是不是那个动不动就要把中国传统节日申遗，还一个劲儿自娱自乐地宣称中国历史名人是韩国人的“文化小偷”形象？

但你知道韩国除了擅长“文化剽窃”之外，居然还很擅长“推卸责任”吗？

2025年5月17日，仅仅在尹锡悦被罢免总统的一个月后，韩国政坛便再爆大雷——尹锡悦居然退党了。

“我离开国民力量党是为了党取得大选胜利和维护自由民主主义，我认为这是我现在能做的最佳选择。”

这场没有眼泪、没有镜头、甚至没有公开露面的退党风波，就在“自愿”的声明中画上了句号，但在社媒上留下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却彷佛诉说着尹锡悦最后的倔强。

我们并不知道前不久还在为总统之位苦苦挣扎的尹锡悦是在怎样的不得已中，亲手“挥别”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为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金文洙大选的造势，以及党内对开除尹锡悦党籍的争议，还是暴露了国民力量党通过“政治切割”，“甩锅”个人的深层企图。

尹锡悦配合“被退党”的完整心路历程我们无从得知，但纵观卢武铉的悲剧，再到朴槿惠的入狱，就连文在寅也刚于2025年4月被启动了诉讼程序。

韩国历任总统好像一直都在用切身经历告诉着我们：尹锡悦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选择……

政党政治的“祸根”

虽然到了今天，尹锡悦还在用“维护自由民主”为自己辩护，但实际上，韩国的政党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

韩国最初的政治构建，完全是以西方政体为蓝本，但这种简单移植并没能完美适配韩国的社会文化，这也为后来政党乱象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从军政厅时期开始，韩国所有政党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分裂与重组，且无一幸免。

这也就导致了韩国政党政治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得相当混乱，而没有稳定的政党体制，自然也就没有统一的民选程序。

于是，在韩国早期政治中，多是朴正熙、全斗焕这样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狠人”独揽大权，政党政治也就完全沦为了军政府的附庸。

直到1987年，全斗焕公然拒绝修宪讨论，意图延续间接选举制，成为了政治改革的导火索。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开始觉醒，全斗焕只想到了“汉江奇迹”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却没想到压迫民主的军事独裁也是自己亲手“主刀”。

因此，韩国民间很快便形成了全国性抗议联盟，要求推动总统直选制的落地，而警察对延世大学学生示威运动的镇压，更是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矛盾，民众运动彻底激化。

终于，在6月29日，民主正义党代表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6·29宣言”，全斗焕彻底丧失了民意基础，政治转型被迫开启。

随着12月总统直选制的恢复，金泳三、金大中率先开启了竞选拉票，两人的争夺一度使民主党产生分裂，甚至在选举游说中，地区对立情绪更为尖锐，民众动员暴力事件就此爆发。

而这就给占据了中间保守阶层票仓的卢泰愚提供了机会。在多方运作下，卢泰愚不断收拢“两金”斗争中分裂出来的选票，并打压第四方金钟泌的势力，最终顺利拿下大选。

第六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韩国民主政治进入全新局面，可殊不知，上一个政治黑洞的结束，却只是下一个政治旋涡的开始，韩国独特的政党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天坑”……

总统退党“第一枪”

“是选择党结构共存共荣，还是回到对峙和冲突的过去，现在是我们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在1989年的定期国会中，卢泰愚代表民主正义党发表了对现存“四党（民主正义党、统一民主党、和平民主党与新民主共和党）”结构的不满。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肃清军政府的残余势力，卢泰愚上任后又一次发起了政党重组，在这次的政党整合中，民主自由党正式成立。

此番举措在针对全斗焕势力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一旦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这样复杂的构成就必然会成为政党的隐患。

民正系、民主系、共和系三方都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派系斗争一直都很严重，当时的人们就将此形容为“一个屋檐下的三家人”。

而三方的矛盾久经累积，果然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集中爆发，各大在野党由于总统候选人问题出现了内部分裂，民自党内的多方派系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掀起了一股退党浪潮。

李钟赞打响了退出民自党的“第一枪”，带着其他的“退党派”成立了新韩国党，而这个口子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民自党最高委员朴泰俊、党内顾问蔡汶植接连宣布退党。

直到5名现籍议员也跟随退党后，“退党多米诺”终于从中央倒向地方，各地区党委员长纷纷宣布退党，到最后，民自党总裁、时任总统的卢泰愚也走上了退党的道路。

虽然他也搬出了“为改变官权纠纷气氛、组中立内阁进行公正选举”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在被“退党潮”瓦解的当下，民自党作为执政党想要政治自救，就必须要出狠招。

卢泰愚在此次事件中无疑是成为了“政治牺牲品”，在政党分裂的体系性矛盾中，贵为总统也只能落得“替罪羊”的下场。

最终，金泳三把卢泰愚的“中立内阁”构想，演绎成了治愈“政治无信、经济不振”的竞选宣言，而41.4%的民意支持，也确实让他成功当选了韩国的第14届总统。

金泳三的“文人民主政府”是韩国第一个文人执政的稳定政府，在他的任内，韩国的廉政建设颇有成效，而在他“世界化”口号的指导下，韩国更是一举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可如此有作为的总统，也还是因为儿子收受政治献金受到国民的声讨谴责，而他的卸任也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纠缠”韩国总统的“青瓦台”魔咒有何种可怕的威力……

无处不在的“黑锅”

尹锡悦既然不是第一个为政党“背锅”的总统，那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甚至可以说，在韩国的政党政治中，“替罪羊”文化早已成为常态，落在总统身上也无非就是早晚的事。

李明博的首任总理韩升洙，曾因贸然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引发全国性抗议，最终引咎辞职。

朴槿惠首任总理郑烘原，也曾因2014年对沉没的“世越号”海轮救援不力黯然离场。

卢武铉的第二任总理李海瓒，因为铁路工人大罢工导致的全国铁路瘫痪，被舆论声讨引咎。

甚至就连卢武铉本人，都因身陷受贿丑闻而难顶压力，最终从私宅后山的悬崖一跃而下……

可以说，韩国政坛正在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一幅《“背锅”群星闪耀时》，但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悲剧，还要归咎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知道，韩国的政党政治是在推翻了军政府后才真正走上了台前，而在此之前，大多政党势力都在远离中央的“荒野求生”中苦苦挣扎。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地方性政党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深深扎根于地方，和地方势力“共存共荣”，于是，“地区主义”和“地域割据”就成了韩国政党政治无法摆脱的困境。

在这样的局面中，就形成了“岭南（庆尚道）”与“湖南（全罗道）”这样强大的地区政治集团，就像1998年的总统大选，金泳三和金大中就分别代表了岭南和湖南两方势力。

在地区集团的帮助下，双方政党在领袖的出生地一度形成“选票垄断”的局面，政党的“全国代表性”地位就此遭到削弱，民选政治几乎成为摆设。

另一个牵制政党政治的因素，自然就是耳熟能详的韩国财阀了。

由于总统选举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选民动员，因此各政党就必须想办法获得大量的外部“援助”，这个时候，财大气粗的财阀势力就成了政党的不二选择。

财阀集团通过收买政党、支持大选，为自己的未来“保驾护航”，只要押中了总统人选，财阀集团就可以获得政策倾斜以及政治庇护。

韩国之所以会出现三星这种“韩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无法绕开”的庞然大物，就是在政商勾结的体系之下，根本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可以撼动其地位。

再加上韩国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更加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因此，非法资金得以大量涌入，总统收受贿赂的情况自然也就屡禁不止。

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韩国的政治就渐趋畸形，一度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混乱局面。

而在这种“亡党还是亡总统”的选择中，实际上掌握了权力的执政党，和轮番交替、渊源深厚的在野党，就彼此默契地做出了“不能亡党”的抉择。

毕竟，只要党还在，竞选的机会就在，大权旁落的永远都只是总统，而隐藏在背后的政党可以不断用新的候选人提名来东山再起。

即使这些总统曾为他们带来过“切实的利益”，即使这背后还有无数被摆布的苦难黎民……

参考文献

[1]《韩国政党体系》[M]郑继永

[2]《论韩国民主转型后总统腐败缘由》[D]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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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国民主巩固的困境问题研究——以韩国总统的执政危机为分析对象》[D]郝洪剑

[7]《韩国地域主义政治研究》[D]金勋

[8]《国家能力视角下韩国政商关系变迁及其影响（1948—2008）》[D]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