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巴黎。一位老人在病床上弓着背，他抓着妻子的手，喘着粗气，低声说出一句话：“我最大的心愿是回国。”他的名字叫唐纳，或者说，马继宗。

这位曾经的名记者、大编辑、编剧、情报人员、战地记者、地下党，在生命最后一刻，没有提出政治主张，没有讲述丰功伟绩，只说了这一个念头：我想回家。

而那个“家”，指的不是他在巴黎几十年的生活，也不是他在美国短暂停留的公寓，而是中国，那个他一辈子绕不开的故土。

1985年秋天，唐纳终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已经离开太久，整个国家都变了模样。那年他71岁，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国探亲。

他们从巴黎出发，悄悄落地香港，没有张扬，也没通知媒体。

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他走访了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见了几位旧友。然后，他和妻子分头行动。妻子带女儿去了南方，他独自北上，回北京见老朋友、老同事。几十年没见，话都说不完。他去拜访了夏其言——当年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两人聊得很投机，还约了一起吃大闸蟹。

吃饭那天，唐纳开口说了一件事——他想写回忆录。他说，那些过往太重了，不写出来，太可惜了。他还请夏其言帮忙，去找一些散佚的资料，比如抗战时写的剧本。夏其言满口答应，回上海后就找人着手整理。

可惜，回忆录没写成。人还在，计划就已经中断。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1988年8月，巴黎。74岁的唐纳病危。他躺在床上，身体一寸一寸往下垮，连呼吸都费劲。

那天，他拉着妻子的手，说：“安娜，我恐时日无多……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便是回国。”

这是他的遗憾。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再回去了。但他又说：“我也想写一本回忆录……说说我那些年的痛苦。”

有人说，一个人临终前说出的话，才是真心话。

很多人提起唐纳，会说他是报人，是编剧，是《文汇报》的主编，是江青的前夫，是革命中的文化人。

但实际上，这些身份都只是表面。唐纳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横跨多个世界——他是抗战时的战地记者，也是文化界的写作者，是地下党的外围，又和中共核心人物有直接接触。

他写文章时很有才气，在《时事新报》和《文汇报》都留下了鲜明印记。他做人圆滑，但不失热血。面对历史的漩涡，他不是局外人，也不是绝对的棋子。他在参与，也在观察；在靠近中心，也保持边缘。

而他这一生的复杂，并不是他设计的，而是那个时代给他的剧本。

唐纳的第一段婚姻，是和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两人年轻时因电影相识，一起演戏、写剧本，很快结婚。可惜，婚姻短暂而仓促，没能走远。

第二段，是和陈璐，8年婚姻，育有一子。但最终还是散了。

真正陪他到老的，是他后来苦追10年的女记者陈润琼。这个女人，从国内到香港，再到美国，最后落脚巴黎，是唐纳跟随她，一步步“追”出来的生活。

这些感情经历，并不复杂，却能看出唐纳的坚持。他不是浪子型的人，也不算痴情种子，但他始终在找一个可以真正共度一生的人。最终找到了。

而对外界来说，“江青前夫”这个标签似乎最抓眼球，但唐纳从未刻意避讳，也不曾炒作。他在回忆里说得很轻：那只是年轻时的一段过往。

唐纳一生，从未对外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他的朋友夏其言说，唐纳早在193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而且他也是夏其言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当时，唐纳还把一位中共成员介绍给夏其言，并说那人“学识丰厚，可以交流”，三人常聚在一起讨论革命。更有趣的是，唐纳和那人一起用“唐纳”这个笔名发文，发表了大量政治倾向鲜明的文章。

多年后，中调部告诉夏其言：唐纳“又入党了”。

这个“又”字，不是打错，而是有含义。

从未公开，但始终存在。这或许就是他一生“模糊身份”的写照。

1978年，有一张照片流传出来。

叶剑英、罗青长、唐纳，三人并排而立。照片登在《南方周末》，唐纳被标注为“旅法华侨”，但站在正中间。

这个位置，不寻常。

如果唐纳只是个普通华侨，为什么能被时任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接见？为什么能出现在这样一张照片里，还站C位？

这不是巧合。

也正因如此，唐纳的“身份”才越发让人琢磨不透。他不是情报员，但比很多情报员更深入核心。他不是文人，但做的事情很多又超出文人的范畴。

他是那种，活在夹缝里的“关键人”。

唐纳的夫人安娜，在唐纳去世后带着女儿参加了1989年在上海举行的追思会。那是一场不张扬的小型仪式，很多人来悼念这位曾活跃在中国新闻界和文化界的老朋友。

会后，安娜和女儿又去了苏州。她们走了一遍唐纳三年前回国时走过的路。当成是和这位老人做最后的道别。

唐纳的老宅，曾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直到2003年，才挂上了“唐纳故居”的牌子，也写进了苏州平江区的区志。

这一切来得太晚。若是唐纳生前能亲眼看到，或许能稍感欣慰。但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唐纳不为人知的故事》

《巴黎幸遇唐纳》

《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