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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解除日、伪军队武装，接受其投降的问题。当时抗日统一战线至少在名义上还存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还是全国抗日军队的一部分，按理，当然有权接收为其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但是蒋介石决心战后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不允许共产党的部队受降。因此一开始，围绕这个问题就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谁有权接受投降日军？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的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并令其他部队迅速深入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

11日，蒋介石发布两道命令：一给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令其“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给朱德，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下令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13日，中共方面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拒绝其11日的“命令”。

8月15日，蒋政府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对委员长之命令“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送出给三国政府说帖一件，要点是：

(1)国民党政府在受降及受降后缔结的一切协定不能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涉及处，我们保留发言权。
(2)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的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之规定，接受为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财产。
(3)解放区、沦陷区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盟国受降及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4)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代表参加将来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5)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国停止继续执行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法》，如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此种危险现已极严重），请勿给其援助。

8月16日，中共方面又电蒋介石，请其制止内战，办法是各自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各自的军队受降。并指出：“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

8月2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布命令，已经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称为“非法武装组织”，要日军不但拒绝向其投降，而且要作有效之“防卫”，甚至进而要日军负责“收回”这些人民武装占领的地方，以待国军接收。

显然，当时中国已是内战危机四伏，而对日本侵略军受降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是能否避免内战的关键。这也是对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第一个考验。

对这个问题，美国的方针是明确的：支持蒋介石单独受降；用美国军事力量帮助蒋介石抢在共产党前面占领阵地；与蒋共同利用日伪军抵制中共。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追述说得很明白：

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以上所说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联合决定于8月10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魏德迈下达，作为他在华行动的正式指令。

2、向沿海运兵

事实上，至少早在7月间，美方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计划。魏德迈于7月31日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就已经就美国助蒋抢占地盘，包括运用美海军陆战队，达成原则协议。8月1日，魏德迈致函陆军部，建议增派美军，并授权其在蒋介石军队暂时来不及集结的地方代表蒋行事，为蒋调动军队铺平道路。他还要求为此批准他运用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助蒋占领地盘。

8月12日，赫尔利针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致电国务院称，美国如果允许一个“武装交战政党”受降，则中国肯定会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建议规定一切日伪军只向国民政府投降。

8月15日，杜鲁门发出“一号通令”，要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中国东北外），都向蒋介石投降。对于朱德致美英苏的说帖，美方于8月22日答复，声称三国已同意应由蒋介石及其代表受降，实际予以拒绝。为拉住苏联起见，美国还拟就了一份同样内容的美、英、法、苏四国联合声明。

后因中苏条约发表，同时毛泽东已到重庆进行谈判，美蒋都认为不再需要，故未发表。在8、9两个月间，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的行动。

魏德迈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报告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并称之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10月上旬，美国海军又开始运国民党军队到内战前线。美国海军陆战队于9、10月间在天津、塘沽、青岛登陆。同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进驻青岛、北平。

魏德迈认为“这一行动对增援从北京直到沿海的华北地区，包括山东半岛，是极有价值的”。在受降问题上，美蒋之间也曾有过争论。

蒋方原来有意让原驻各区的国民党军队就近向敌伪区进军受降。但是美国指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必须由美国空运美国所指定的美械装备部队受降，以控制全部受降权。蒋方在大部分地区又必须依靠美国空运才能赶在中共军队的前面，所以只得听从美国的意见。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投降前没有在中国登陆，而在日本投降后大批登陆，其表面任务是帮助中国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实际作用有二：一是帮助蒋军与中共军队抢占地盘，一是在华北保留美国的武装力量以与东北的苏军取得平衡。

从10月下旬起，美国开始帮助蒋介石向东北运输军队。关于东北问题，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魏德迈一贯主张东北“托管”。他为蒋设计的方针是：巩固江南，占领和稳住华北，暂时放弃东北。为了避免东北落入中共手中，也为了抵制苏联影响，可由五大国共管，或联合国托管。因为他认为蒋介石的实力不可能兼顾华北和东北。

如果美国帮助蒋占东北，以后还要负担无止境的后勤支援，将投入太多人力物力而不能自拔，且有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

另外一些人，包括马歇尔在内，都主张助蒋占领东北，主要是苏军已在东北，对苏联的意图不放心，并且认为一个没有东北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和经济意义都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不同意。蒋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唾骂后，经过全国人民八年抗战夺回的土地，再交给外国人管，是无论如何通不过的，何况他本意是要利用美苏矛盾，借美国之力一举确立在东北的统治，把共产党的力量镇压下去。

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大力助蒋向东北运军。蒋军多从南方调来，衣着单薄，美国专门送来部队所需寒衣，马歇尔在美国亲自督办此事，还以冲绳为基地，由美国海军舰只运送弹药和给养。

根据1945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公告，到那时为止，国民党政府已调动100万正规军，并指挥70万伪军进攻解放区。

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字，美国共运送40至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海军陆战队助蒋守住这些阵地。在美军帮助下，蒋军得以接受120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的投降，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

美军迟迟不撤出中国，其理由是遣返日俘任务没有完成。但由于美国阻止中共部队就近受降，硬从远处调来蒋军，致使这项工作进行得出奇地缓慢。根据11月18日美国军方的统计数字，整个太平洋地区已遣返的50余万日本军民中，从中国遣返的不到7000人，其中军人只有约400人，其余都为平民。而在中国（包括东北）还有200至300万的日本军民等待遣返。

这种情况引起了各方注意。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质问下，魏德迈承认，解除日军武装进展缓慢是“（中国)中央政府明确表示的愿望”。

3、不介入还是大力扶蒋？

美国给自己的政策定了两条：一是大力扶蒋；二是不介入中国内战。

这两条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

到1945年下半年，对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美国政府内部在看法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有的人更担心卷入中国内战，有的人更强调必须反共。

8月20日，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负责“美国生产使团”的私人代表洛克直接上书杜鲁门，强调美国无论如何不要在中国内部事务中站在任何一方。他分析了国共之争的深刻社会原因，指出国共双方都不可能妥协。

因此中国内战的危险严重，一旦爆发，国民党不可能取胜，对美国也肯定不利，因为这将损害美苏关系；而且正当工业国非常需要市场的时候，中国这个市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将因内乱而大大缩小。洛克认为，中国和平唯一希望在于大国联合施加压力。他建议美国要蒋认识到，他如打内战，《租借法》以及其他大规模美国经济技术援助将立即停止，同时向蒋建议邀请英、美、苏代表加上国共双方代表组成顾问委员会，提出解决内争的办法。

9月间，魏德迈向报界声称，美军在华任务包括“维持秩序”，要一直呆到内部“平静为止”。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得知后，向国务卿提出备忘录，对此表示“震惊”。

他指出，要“维持秩序”，就将使美军面临一种尴尬处境：要么用武力阻止中共军队占领某个城市，要么把城市交给他们。他说“美国军队弹压平民的动乱这样一幅图景当然是很不雅观的”。因此他认为决不能用美军来替国民党维持秩序，如果要这样做，必须请示总统。

到11月间，范宣德还再次呼吁，“美国切莫介入中国内战。这终会给美国造成严重困难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的好处”。

另外一些人，主要是军方人物，强调支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在援蒋方面花了相当的本钱，美国国旗飘扬之处，就抬高蒋介石的威信。现在问题是美国在这方面准备走多远。在他们看来，美军与共产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微不足道，陆军部长帕特森狂妄地宣称，有6万美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

他们也看到了美军的行动与公开宣称不干涉内政的矛盾，但认为只要公开声称美军的任务是遣返日俘，就可以站得住脚，而如果客观结果是在国共之争中帮了蒋介石的忙，那更好。在这个期间，最全面明确阐述扶蒋反共的一份文件是庄莱德提出的。

他明确提出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应大力扶蒋“统一”中国，包括中国东北，而且要行动快。

他说美国“安全”的考虑是首要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民主，效能如何及“自相残杀”的战争等等都是次要的。他认为，美不但不能撤出中国，而且不能半心半意援蒋。

庄莱德的意见显然与他的上级范宣德相左，范只是不置可否地照转。而国务卿对这两种意见并未有明确表态。

其实，身在现场、首当其冲的魏德迈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到美国政策的自相矛盾。他接到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的指示之后，立即致函马歇尔（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指出，指示中关于“不卷入中国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一条与其他各条是“互不相容”的，如果按字面执行，就会取消现在给予“委员长”的军队的支持。

他说多数重要的地区已经为共产党的军队所包围，美国的行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国共双方以及外界必然会理解为美国公开声称助蒋受降，实际上是阻挠共产党成功。

他说：“我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使美国直接帮助中央政府镇压共产党军队。”他表示在没有进一步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将按自己的理解执行，即“给中国中央政府以充分的支持，包括大规模空运，以完成其占领（失地）的责任”，只是下令美方联络人员一遇中国人之间的冲突赶忙撤出。

以后几个月中，美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如魏德迈所说，“直接帮助中央政府镇压共产党军队”。不过不是“不知不觉”而是明知故犯。

蒋介石的确也是这样理解的。因此他有恃无恐地撕毁《双十协定》，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之后，美国军队直接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的机会更多，魏德迈一再向华盛顿发出警告，美国在华北继续援助“中央政府”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留在中国，肯定会使美国“加入（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争”。

他指出，他的三项任务，即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地盘，遣返日俘，不介入内战，已互相矛盾到无法执行的地步。他埋怨国务院对此不置一词，说他们应对军事行动的后果负责。

他要求：要么撤出美军，要么华盛顿修改对他的指示，冒介入中国内战和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大规模增派美军，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包括中国东北）。他又提出他所钟爱的方案，就是利用联合国建立对中国东北的托管，用联合国力量帮助遣返日俘，然后撤出，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

4、矛盾政策的困境

1945年11月间，周恩来向魏德迈指出，美国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又向华北运送国民党军队，为国民党护卫铁路，并故意放慢解除日军武装的进程——总之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质问魏德迈如何解释这明显的矛盾。魏只能承认他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矛盾，不过他接受的指令就是如此，作为军人只好服从。

其实，魏本人的主张就自相矛盾。他本来力主积极援蒋反共，在他接到指令前就已主动作出帮助蒋抢占地盘的计划。但是他和所有了解实情的美国当政者一样，知道当时美国要大规模出兵助蒋打内战，既没有力量，又不可取。

他身在现场，无法回避矛盾，深知美国行动的后果严重，怕担不起责任，所以一再向华盛顿要求明确指示。而华盛顿方面又实在想不出两全之计，只好不表态，一味绕过魏提出的问题，抓住遣返日俘这一任务作稻草，硬着头皮说美军留在中国就是完成这一任务。

直到12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修改了给魏德迈的指示，明确美军可以运蒋介石部队至中国东北，任务是协助蒋政府重新控制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地区，同时加紧遣返日本军民，重申从日军手中解放的地区只能交给“中央政府”指定的机构。

这一指示实际上扩大了美军在中国干涉的范围。

总之，从战争结束前夕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就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决定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几个互相制约的重要因素：

它以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为己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要采取干涉的方针；它要与苏联争夺中国，又怕与苏联直接冲突；自己干涉，又怕引起苏联干涉，因此必须标榜“不干涉政策”；从军事上讲，它力量有限，重点又在欧洲，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只能给蒋以有限的援助；而当时中国内部力量的对比又使美国对蒋的有限援助无法影响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根据自身利益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但是它片面援蒋的做法助长蒋发动内战的气焰，加深内战的危机；美国希望在世界人民面前以“民主”、“自由”的卫士姿态出现，但是它支持反动独裁的蒋政权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于是它不断促蒋进行“民主改革”，而美援源源不断地送来，又使蒋有恃无恐，不进行改革。

到1945年12月，美国政府还无法拿出一个明确的、助其走出困境的对华政策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认为，唯一的出路还是设法让中国实现停战。

这时，正在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突然于11月26日辞职，拒绝再回中国。杜鲁门遂指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出使中国，开始了著名的“马歇尔调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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