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心学为何用？无用而无不用；有人问，心心学为何物？无物而无不物。此中玄机，正如陆象山所言：“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心学之用，正在于其无用之大用；心心学之体，恰在于其无物之全体。

当今之世，物欲横流已臻“物极必反”之境，奢望泛滥显“过犹不及”之危。当此之际，尤需本心之觉醒、心学之传承、“心心学”之创生。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诚为对治时弊之良方——以本心明辨欲望之虚实，以工夫践行“知行合一”。《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中“未发”之体，即陆王心学所谓“至善者，心之本体也”；“中节”之用，则是儒释道共倡的“本心驭性心”之实践智慧。

《心三识观》追崇道体独悟、法脉汇通，学归一元：通观诸性，皆然三性。属性生克也，自性循环也，天性恒久也。破生克之性跳出五行也；见自性之性，超脱三界也；明天性之恒，谓之有道也。实则，形相为物，乃五行生克之属性；本心自性，是天赋良知之呈现；天性源道，则达“无有无不有”之究竟。此三重维度，恰与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相呼应，构成完整的心性认知体系。

诸欲俗世，种情红尘。东西方对人性认知已现根本差异。西方自奥古斯丁承保罗“原罪”之说，形成“人性本恶”之基调（《罗马书》5:12），遂有霍布斯“人对人是狼”之论；东方则自孟子倡“性善”、荀子言“性恶可化”，至禅宗“明心见性”，皆主“人性可修”之旨。此差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西方是“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传统，东方则为“当下呈现”的心性直观智慧。

正如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将“四端之心”视为人性内核；佛家更以“五蕴皆空”破我执法执（《心经》），直指欲望乃“无明”所生。此与柏拉图《斐德罗篇》中理性驾驭欲望的“马车喻”形成鲜明对比，西方重主客二分之制约，犹阴阳二仪互演平衡；东方尚心境一如之超越，终至融合归一。至此，西方常研克法，东方皆倡自然。

通观心性，可会三昧。属性生克，物质世界之五行运化，当破而超之；自性循环，意识活动之缘起流转，应见而脱之；天性恒久，大道本体之寂照圆明，终明而证之。此三重境界，暗合儒家“下学上达”、道家“损之又损”、佛家“转识成智”的修行次第。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曾以《东西均》融会三教，谓：“孔子复性，老子返性，佛氏见性，总归一心。”

儒家正心之学，以《大学》“格致诚正”为纲。孔子“克己复礼”之说，非压抑本性，而是“约之以礼”的文明化育（《论语·雍也》）。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实为“先立乎其大者”的工夫论（《孟子·告子上》），北宋周敦颐更明言：“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通书·圣学》）

道家坐忘之功，臻于“堕肢体，黜聪明”的“吾丧我”之境（《庄子·齐物论》）。此非消极逃避，而是“为道日损”的超越智慧。老子“少私寡欲”之说，与佛家“断欲去爱”异曲同工，皆指向欲望的根源性转化。

佛家转识之智，体现于“烦恼即菩提”的辩证观。禅宗六祖慧能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将出世解脱融入日用伦常，与阳明“事上磨练”遥相呼应。明代高僧憨山德清有言：“儒家治国平天下，佛家治心净法界，其理一也。”

西方自弗洛伊德将欲望归为“本我”冲动，至马尔库塞批判“压抑性文明”，始终困于理性与欲望的二元对立。反观东方，儒家“执两用中”、道家“负阴抱阳”、佛家“不二法门”，皆提供了主客圆融的解决之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惊叹：“在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最完美的心性哲学。”

当代“心学“的回归，正尝试将儒家的“正心诚意”、道家的“心斋坐忘”、佛家的“明心见性”转化为可操作的心学，既承阳明“致良知“之旨，又接荣格“集体无意识“之说，堪称东西方心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林逋《省心录》）东西方哲人虽路径各异，然皆指向同一真理，欲望如火，本心如灯。火可暖身，亦可焚身；唯以灯照火，方得光明而无害。站在人类文明的新轴心时代，我们更需要以“心心学“传承“心学“心灯，既承续阳明“心即理“本体论、“致良知“工夫论、“知行合一“实践论，又融会三教“明体达用“的智慧，使个体心性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仍如此言，心能转化的本质皆是“由寡频到万频，由有限到无限“的链接跃升，从“心与道灭“、进“心与道和“，升“心与道生“。现实中，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皆俱得提供超越维度的心能链接跃升，心心学赋予实践路径知行合一的心能显现，借此在纷扰世界中照见光明心道，共赴星河。实现《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崇高理想。（此文作者为《心三识观》著作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