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9日，杭州9岁围棋少年朱某鑫从高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这个曾以7岁之龄斩获全国冠军、9岁晋升围棋业余6段的天才少年，最终倒在了父亲长期施暴的阴影之下。

悲剧发生后，舆论场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部分讨论试图将施暴行为纳入“教育方式”的范畴，甚至以“望子成龙”为暴力开脱。

这种混淆暴力犯罪与教育边界的逻辑，无异于在讨论“吃屎”时分析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构成一样荒谬至极。

家庭暴力就是犯罪，而不是任何教育手段

朱某鑫父亲的暴力行为早有预兆：从朱某鑫幼年时“不乖就揍”的威胁，到输棋后当众扇耳光、拿脚踹甚至拿烟头烫的虐待，再到长期限制其与母亲见面，这些行径早已超出“教育方式”的范畴，构成赤裸裸的暴力犯罪。

据网络报道中的目击者描述，朱某鑫被打得“像破布一样飞出去”，比赛中常带伤痕，甚至在赛后被父亲踢到“爬不起来”。这种以羞辱、摧残身体为手段的控制，与教育毫无关联——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格独立的人，而非制造恐惧驱动的“工具”。

更讽刺的是，这种暴力行为受到了朱某鑫周边社会机构的默许、纵容，甚至美化，以致于一个9岁的少年最终对世界失去了信心。培训机构七次报警未果，法院以“父亲更利于棋艺发展”为由将抚养权判给施暴者，赛事主办方允许朱某进入选手休息区，福建省围棋协会甚至在表彰词中鼓吹“虎父无犬子”。

这些机构将暴力美化为“严苛训练”，实质上是以功利主义掩盖犯罪，将孩子的身体与精神健康视为换取成绩的筹码。

混淆边界的舆论陷阱

舆论场中常见的辩护逻辑——“打骂是为孩子好”“棍棒底下出孝子”——本质是将暴力犯罪偷换为“教育理念分歧”。

这种论调的危险性在于，它模糊了法律的红线。《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殴打、辱骂、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均属违法，与“教育目的”无关。

朱某鑫案中，父亲的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罪甚至虐待罪，但部分讨论仍将其归咎于“教育方式不当”，试图在道德层面为其寻找合理性。

这种混淆的根源，在于社会对“家长权威”的病态宽容。朱某鑫的母亲曾因家暴报警，却被法院驳回抚养权诉求；村民劝阻施暴反遭朱某辱骂殴打；培训机构教练明知暴力存在却仅“口头劝说”。

这些现象折射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家庭内部暴力被默认为“私事”，外界干预被视为越界。然而，当施暴导致儿童死亡时，舆论才惊觉“私事”早已升级为“公害”——但为时已晚。

法律执行失效与制度性纵容

朱某鑫的悲剧暴露了反家暴机制的全面失灵。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强制报告制度”，但知情者普遍选择沉默，这种系统性失效的背后，是制度对儿童权益的轻视——法律条文沦为纸面宣言，儿童仍被视为父母的“附属品”而非独立个体。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对“成功叙事”的迷恋为暴力提供了温床。朱某鑫的父亲在社交平台塑造“严父”人设，用孩子的奖杯包装暴力；媒体渲染“天才陨落”的噱头，却忽视暴力的日常性；甚至部分公众潜意识中将“打出来的冠军”视为合理代价。

这种扭曲的价值评判，使得施暴者得以用“教育成果”抵消罪责，让受害者承受双重伤害。

重建边界：将暴力剔除教育话语

要避免悲剧重演，必须彻底割裂暴力与教育的关联。

司法机关和警方需要明确家暴案件“刑事优先”原则。朱某鑫案中，施暴者长期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司法机关应摒弃“家庭纠纷”的定性惯性，严格追究刑责。

对学校、培训机构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必须落实强制报告义务，对未履行报告义务者需承担连带责任，打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

而媒体，应该停止渲染“虎爸狼妈”的扭曲成功学，公众讨论需彻底剔除“打骂教育”的合理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减肥绝食”而讨论绝食的保健价值，暴力亦不应因其发生在家庭中而获得道德豁免。

朱某鑫的纵身一跃，是对暴力最绝望的控诉。当我们谈论这起悲剧时，若仍纠缠于“教育方式”，便是在替施暴者辩护，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

暴力从来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对教育的彻底背叛。唯有将施暴者送上审判席，将儿童权益置于血缘关系之上，才能告慰这个9岁少年被暴力碾碎的灵魂——他本该在棋盘上落子如飞，而非从高空坠落。

枪毙几个典型就都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