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坦白讲，我一直以为姑姑恨我。直到那个尘封了三十年的信封从她的遗物中被发现，我才明白爱有时候是一场最隐秘的牺牲。＂

1989年的夏天格外闷热，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

我穿着汗湿的白衬衫，站在县一中的告示栏前，眼睛一遍遍扫过墙上的高考录取名单。

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向下移动，每挪动一次，心就下沉一分。

最后一个名字过后，我的名字仍旧不在其中。

那会儿，能考上大学是我们县城里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全县一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考上本科，不到三百人的高三年级，录取率刚刚破百分之十。

录取名单密不透风地贴在公告栏上，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周围人群的窃窃私语钻进耳朵，像蚂蚁啃噬着我仅剩的自尊。

＂听说李老师班上那个叫刘虎的也没考上？还以为他一定能行呢。＂

＂这孩子平时考试成绩不错啊，怎么高考就掉链子了呢？＂

我低着头快步走开，不敢抬头看人，仿佛全世界都在嘲笑我的失败。

家里人全都等着我的好消息，大门口的老槐树下摆着几把竹椅，邻居们也都来帮着＂站岗＂。

老爸是县棉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厂里效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工资时发时不发。

老妈在街道办做零工，一个月四十多块钱，养活一家老小实在吃力。

全家的希望都压在我这个独子身上，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出路，有干部当的可能。

＂虎子他爸，咱儿子行，没问题！瞧瞧人家刘老师家的孩子，还不是考上了北京大学？俺们虎子也不差！＂每次大人们聚在一起，老妈总是这么说，眼里满是期待和骄傲。

回到家，院子里一片寂静，竹椅上早已没了人影，只剩下几个烟头随意地丢在地上。

我硬着头皮推开了家门，屋里闷热得像蒸笼，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却只是搅动着热浪。

爸妈正坐在桌前，见我回来，眼睛亮了起来。

＂怎么样？＂爸的手紧握着一根烟，却忘了点。

我低着头，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没考上。＂

屋子里顿时安静得可怕，连墙上那个老式挂钟的滴答声都变得刺耳起来。

爸的手微微颤抖，嘴唇动了动，终是没说话。

妈转身进了里屋，我听见她压抑的啜泣声，还有翻箱倒柜的声音。

也许是在找存折，看看有多少钱能供我复读。

＂再考一年，不就是一年时间吗？你小子再努把子力，肯定能行！＂爸最终说道，声音沙哑，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重得生疼。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振作起来，可那股力道里藏着的失望怎能不让人心碎？

就在这时，住在隔壁的姑姑敲门进来了。

姑姑比爸小四岁，一直未婚，在县邮电局工作，每个月有四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她从小照顾我，几乎是我的半个妈妈，小时候生病都是她背着我去医院。

＂虎子，别灰心。＂姑姑拍拍我的肩膀，语气却莫名地有些生硬，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这世上不只有读大学这一条路。县邮电局正在招临时工，我可以帮你内部推荐一下。＂

那一瞬间，我在姑姑眼里似乎看到了一丝异样的情绪，但很快又消失了。

她的手指不自然地绞在一起，嘴角的笑容勉强得像是要哭出来似的。

当时我只当是失落，没往别处想。

＂姑姑，你先别急着给孩子找工作，他还要复读呢！＂妈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手里握着一个布包，大概是平时节省下来的钱。

＂大姐，现在复读班一年下来至少得七八百块钱，厂里又拖欠工资，你和大哥哪来那么多钱？＂姑姑说着，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急切。

＂这孩子不能就这么放弃啊，他成绩那么好，一定是发挥失常了...＂妈坚持道。

＂大姐，眼下厂里都要裁人了，虎子先工作攒点钱，明年再考也不迟啊。＂姑姑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分，屋子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一场漫长的坠落。

我不敢出门，怕遇到邻居同学，怕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

每天待在家里，靠墙窝在竹椅上，听着院外的自行车铃声和小贩的吆喝，看着日历一页页翻过，等待复读的开始。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翻出那本布满笔记的高中语文课本，看着自己曾经在扉页上写下的梦想：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作家。

那个夏天特别长，长得像是没有尽头。

就在八月底，我收到一封来自县邮电局的通知，说是招聘信件分拣员，姑姑在里面工作，给我递了消息。

爸拿着那纸通知，坐在煤油灯下反复看了好几遍，烟灰掉了一身也没发觉。

＂去吧，打工攒钱，明年再考。邮电局是好单位，进去了就有铁饭碗。＂爸说着，眼神里带着无奈。

那天晚上，我听见爸妈在隔壁屋商量着什么，争执了很久。

＂厂里都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连煤钱都快没了，孩子复读的钱从哪来？＂爸的声音低沉而疲惫。

＂可是...＂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咱家虎子从小就聪明，老师都说他有出息，就这么放弃了？＂

＂先工作一年，攒够了钱再考，也不耽误啊。＂

我抱着枕头，把脸深深埋进去，不想让他们听见我的哭声。

我就这样进了邮电局，每天分拣各种信件和包裹。

穿着灰扑扑的工作服，坐在堆满邮包的屋子里，一遍遍分拣那些飞向全国各地的信件。

枯燥的工作中，唯一的慰藉是偶尔能见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鲜红的印章和庄重的校徽，总让我心里一阵刺痛。

更让我不解的是，姑姑在同一栋楼上班，却很少来找我。

平日里那个疼爱我的姑姑仿佛变了个人，见了我就躲，逢人便说：＂我侄子没考上，可惜了。＂

听邮电局的老张头说，姑姑这些日子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甚至偷偷哭泣。

我猜想，她大概是为我感到难过和失望吧。

那时的邮电局，是县城里最体面的单位之一。

每天早晨八点，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铃铛响得欢快，好像在替我敲响新生活的钟声。

我的工位在一楼的分拣室，窗外就是院子里那棵老樟树，树枝伸进窗户，几乎能碰到我的肩膀。

姑姑的办公室在二楼，是带玻璃窗的小隔间，上班时我能看到她伏案工作的身影。

有时抬头，正好对上她往下张望的视线，她却总是迅速移开目光，假装在看文件。

这种疏远持续了很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刘，你姑姑以前可疼你了，人人都知道。＂老张头拄着拐杖，嘴里叼着烟袋锅子，＂现在这是怎么了？闹别扭了？＂

我摇摇头：＂可能是我没考上大学，让她失望了吧。＂

＂嗨，哪有父母姑姑因为孩子没考好就记恨的？＂老张头吧嗒吧嗒抽着烟，＂你姑姑这人心软，从来不记仇，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始终想不明白，只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从邮电局的临时工到正式工，从信件分拣员到营业部主管，我在这个系统里一步步往上爬。

1994年，我和同院的李芳结了婚。

她是卫生院的护士，温柔善良，不在乎我没有大学文凭。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厂区的食堂摆了十几桌，请了亲朋好友。

姑姑坐在角落里，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眼睛里有光，却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新婚之夜，她送了我们一台飞跃牌缝纫机，那是当时最贵重的嫁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