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放心，姑娘，我不是坏人。＂我从军用挎包里掏出印着部队番号的手帕，递给那个抹着眼泪的女孩，＂我是退伍兵，见不平一声吼。＂

那是1985年的春天，我刚退伍，肩上的军装还带着北疆风沙的气息。

大雨沽火车站人头攒动，而我，刚刚替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从黄牛手里要回了多收的车票钱。

那时我哪里会想到，这个不经意的插曲，会成为我余生的转折点。

我叫陈建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像那个年代的千千万万个普通青年一样。

那年我26岁，在北疆边防部队服役五年期满，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踏上了返乡的绿皮火车。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二月底的火车站，风里还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穿着发旧的军大衣，里面是服了三年的绿军装，肩膀上曾经绣着的番号领章已经摘下，只留下几个针脚的痕迹。

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行李袋，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几件洗得褪色的换洗衣服、一本翻得起毛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封战友写在蓝色信纸上的信，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我在边境线上站岗发现可疑人员立功的奖励。

绿皮火车摇摇晃晃，走走停停，整整一天一夜的行程，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

＂大雨沽客站到了，大雨沽客站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列车上的广播里传来售票员沙哑的声音。

这是距离我老家县城最近的火车站，下车后还要倒一趟长途汽车才能到家。

车厢里乘客摩肩接踵，我跟着人流慢慢往出口挪动。

刚走出站台，就听见嘈杂的吆喝声：＂汽车票，去县城的汽车票！最后一班了！＂

站前广场上，几个中年男人围着刚下车的乘客兜售，他们手里挥舞着车票，嘴里喊着各种价钱。

我皱了皱眉，心里盘算着车票价格。

按理说，去县城的票价应该是三块五，可这些人嘴里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多。

老家来信说，现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不管饭了，每家分了地自己种，日子渐渐好过了，但像我这样刚退伍的，要找工作也不容易。

＂姑娘，去县城是吧？七块钱一张！＂其中一个留着寸头、满脸油光的男人堵住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去路。

那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件淡蓝色的尼龙棉袄，脚上是当时流行的黑色尖头皮鞋，背着个黑色的帆布包，脸上还带着些稚气。

她明显被这阵势吓住了，怯生生地问：＂不是三块五吗？＂

＂哪有三块五的！这是最后一班了，不坐就得等到明天。＂寸头男不耐烦地挥着手里的票，＂你要不要？不要我找别人了！＂

我看见女孩犹豫地翻着钱包，里面放着几张印有国徽的红色人民币和一沓不同颜色的粮票布票。

她最后数出七块钱递给了那男人。

就在她接过车票的瞬间，我注意到那男人嘴角闪过一丝猥琐的笑。

这一幕触动了我心中的某根弦。

部队里李教导员常说，退伍不褪色，军人的责任和担当不该只存在于军营。

＂等一下！＂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拦在女孩和寸头男之间。

＂同志，你这票是从哪来的？＂我直视着那男人的眼睛，声音里是军营里锻炼出来的镇定。

＂关你什么事？＂男人上下打量着我，看见我的军装，眼神闪烁了一下。

＂汽车站的票价是三块五，你凭什么卖七块？＂我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汽车站票价表，＂这姑娘不懂行情，你就这么宰人？＂

周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有下车的乘客，有拎着竹篮准备上车的农民，也有当地的路人。

寸头男见状，脸色变了变：＂老子辛苦排队买的票，加点跑腿费怎么了？＂

＂跑腿费？＂我冷笑一声，＂火车刚到站，汽车票怎么会卖完？明摆着是倒票宰客！＂

我转向女孩，＂姑娘，咱们到汽车站去买正规票，别理这些倒爷。＂

女孩怯怯地点了点头，想要拿回钱，但寸头男却把钱揣进了兜里：＂票都卖了，钱不退！＂

我挡在男人面前：＂把钱退给这位姑娘，否则咱们就去派出所说清楚。＂

这时，人群里有人喊道：＂就是，退钱！这些黄牛天天在这宰人，真把自己当大王了！＂

＂我认识这个兵娃，是咱们县的陈家庄的，在北疆当兵立过功的！＂又有一个拎着编织袋的老乡站了出来。

寸头男见势头不对，悻悻地从裤兜里掏出钱：＂算你狠！以后别在老子地盘撒野！＂

他把钱扔在地上转身就走。

我弯腰捡起钱，拍了拍上面的灰尘，递给女孩：＂给，别怕，咱们去买正规票。＂

女孩红着脸接过钱：＂谢谢同志，谢谢你。＂

＂不用谢，应该的。＂我提起行李袋，＂一起去汽车站吧，我也回县城。＂

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街道两旁的杨树才冒出嫩芽，远处，几个穿着黑色裤褂的老人坐在小马扎上，晒着难得的太阳。

女孩叫林小雨，也是返乡的路上。

她在省城师范学院读书，这次是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

一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的声音很轻，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点江南的腔调，听起来格外好听。

＂陈同志，刚才真是太感谢你了。＂汽车开出一段路后，林小雨突然说道。

＂叫我建国就行，别客气。＂我笑了笑，＂在部队待久了，看不惯这种欺负人的事。＂

＂你在北疆当兵啊？那边冷不冷？＂她好奇地问，眼睛亮亮的，像是夜空中的星星。

＂冬天冷得能把口水冻成冰珠子，夏天热得能在石头上煎鸡蛋。＂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再苦再累，也比不上看见祖国的边境线安然无恙来得踏实。＂

林小雨眼睛亮了起来：＂听起来好神奇，我只在电影里看过边防战士站岗放哨的样子。＂

她告诉我，她从小在江南小城长大，后来才跟着父母支援边疆建设搬到这边来。

＂北方的冬天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每到冬天，我的手就会冻得皴裂。＂她说着，不自觉地搓了搓手。

＂习惯就好了。＂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阳光把新翻的泥土照得发亮，农民们弯着腰在田里插秧，＂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处。＂

＂建国，你回来以后准备做什么？＂林小雨忽然问道。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

＂可能先在家待一阵子，然后看看能不能进个厂子。＂我如实回答，＂听说县里的纺织厂在招工，军人退伍有优先权。＂

＂那挺好的，厂里有工作就有饭票、布票，还能分房子，是个铁饭碗。＂她点点头，＂我毕业后应该会回来当老师，县里师资紧缺，现在初中数学老师都是高中毕业生在教呢。＂

＂教书育人是好事。＂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不知为何，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她有一种书卷气，是我这个只读到初中就去当兵的小伙子从未接触过的。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零星的村庄，古老的土地上，新时代的气息正在悄然蔓延，就像窗台上那刚冒出的嫩芽，蓄势待发。

汽车终于停在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

黄昏的阳光斜照在站前的广场上，远处的煤炭厂烟囱冒出袅袅黑烟，几个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的青年从身边飞驰而过，车铃＂叮叮＂作响。

＂我家住在东边的杨家巷，你呢？＂下车后，林小雨问道。

＂西城根，离这有点远。＂我提起行李，犹豫了一下，＂要不我送你回家吧？天快黑了。＂

林小雨笑着摇摇头：＂不用了，我姐夫来接我。＂

她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骑着带横梁的＂凤凰＂牌自行车的中年男子，那人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腰间别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那好，你路上小心。＂我点点头，突然有些不舍。

＂建国，谢谢你今天帮我。＂林小雨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一串数字，＂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我接过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好，有机会我去看望你。＂

看着林小雨远去的背影，她的蓝色棉袄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我忽然觉得，这次回乡之旅，似乎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回到家后，一切都充满了陌生与熟悉的矛盾感。

小院依旧，砖瓦斑驳，院墙上爬满了常春藤。

老槐树下的石桌还在，只是边缘被磨得更加圆滑。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迎接我的是母亲的泪水和父亲复杂的目光。

母亲的头发白了许多，父亲的背也驼了，但他们看我的眼神依然充满了骄傲。

弟弟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嘴上甚至冒出了些许胡茬；前几年还在念书的妹妹，现在也在县供销社上了班，戴着供销社统一发的蓝色帽子，穿着便宜但整洁的衣服。

＂建国回来了，好好的！＂母亲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瘦了，黑了，但精神头足了！＂

＂妈，部队上伙食好着呢，有红烧肉，有鱼，每周还能吃到鸡蛋，哪能瘦！＂我笑着拍拍自己的肚子，＂倒是您，怎么又瘦了？＂

＂操心啊！＂母亲擦擦眼角，＂你弟弟高考没考好，你爹又闹了一场＇老寒腿＇，家里地里一大摊子事，能不瘦吗？＂

父亲坐在火炕上的八仙桌旁，抽着＂大前门＂旱烟，闷声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他吐出一口烟，继续说道：＂现在工作的事得抓紧了，再过两年，入厂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