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落满院》

母亲是开在1937年的一朵杏花。那年华北平原的春寒格外料峭，她却在高小课本里读出了“采菊东篱下”的芬芳。先生总说她若生在大户人家，定能成个女先生——字迹清俊如云走山岚，文章通达似溪过青石。可这株本该开在轩岗矿务局窗前的杏树，终究落回了燕山褶皱里的黄土坡。

老相片里穿列宁装的身影是母亲最明媚的年华。县人大代表证上那张照片，乌发如云堆在耳后，杏核眼亮得能照见矿山的煤屑。可她偏偏剪断命运的锦缎，把嫁衣裁成粗布围裙。一双秀美的手在握住了镰刀锄头时，也接过了生产队的账本。我常想，若是当年留在城里，母亲会不会在某个玻璃窗后写诗？可她说账本上的数字也是诗，是麦穗拔节时分的平仄。

春寒料峭的凌晨，铁桶碰着井沿的脆响是老屋的晨钟。她总说井水要打第三遍才够清冽，正如浆洗的粗布要揉过三遍才透亮。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拓在黄泥墙上，补丁叠补丁的岁月里，她竟能令缺角的铜锁生出月光。五个孩子如五只雏燕，日日啄食着她从指缝里省下的光阴。最苦时她把玉米饼掰作七瓣，自己那份总融在野菜汤里。

我尤记得某个暮春，老杏树抖落满身雪白，母亲在纷飞的花瓣里晾晒全家被褥。她忽然停住，拈起一片残瓣轻嗅：“这香气像不像从前矿务局窗前的槐花？”话音未落，又匆匆抱起木盆走向井台。那年我十五岁，第一次窥见那袭粗布衣衫里藏着的，原是半阕未写完的词。

记得母亲临终前夜，她絮絮地说着陈年旧事，苍老的手在月光里比划着当年的嫁妆尺寸。我握着她芦苇般纤细的脚踝，指甲刀划过蜷曲的趾甲，恍惚回到幼年她为我剪指甲的黄昏。她突然笑说：“今年杏花开得晚，倒是省得扫院子了。”话音散在四月的夜风里，像一粒来不及发芽的杏核。

如今推开斑驳的木门，灶台上的灰尘积成经年的墨。井台边的青苔漫过母亲踩出的脚印，晾衣绳在风里画着无人能解的算式。唯有老杏树依旧准时赴约，只是飘落的花瓣总带着潮湿的叹息。昨夜梦见母亲坐在杏花雨里打算盘，珠子脆响惊起满树白蝶，醒来枕上落着去年晾晒的干花瓣。

清明雨又至，檐角铜铃唱着褪色的童谣。井水在陶罐里晃出涟漪，恍惚映出母亲弯腰汲水的侧影。我忽然懂得，她将半生文墨化作了算珠上的包浆，把未竟的诗行酿成了粘豆包里的红豆沙。老屋梁间的燕子年年来寻旧巢，却不知那缕守着杏花香魂的身影，早已化作燕山山脉最温柔的山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