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林红梅，52岁，初中学历，婚姻状况是丧偶。丈夫走得早，儿子早年成家后也很少回来看我，现在我一个人住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老房子里。

年轻时我在镇上粮站做工，后来单位改革我下岗了，只能靠摆摊做些小买卖维持生活。

现在年纪大了，摊也不摆了，靠着年轻时省吃俭用买下的两间门面房收租过活，一个月四千来块钱，虽然不富裕，但也能过得下去。

我不是个爱计较的人。很多事情，我一忍再忍，只要大家好，我心甘情愿做那个默默付出的人。可是人啊，心是肉长的，太冷了，终究会疼，会醒。

我父亲今年快八十了，住在老家小山村，身体一直不好，最近听说突然中风住院，我连夜准备了十万块钱，想着这也是我应尽的女儿职责。

可当我带着钱赶到医院门口，听见里面弟弟的谈笑声，我却转身就走了。

02

我家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我弟弟，最小的那个。

从小到大，父母的爱几乎都给了我弟弟，理由很简单：他是“男孩儿，是咱家香火”。小时候我穿姐姐旧衣服，哥哥的新书包用完再轮给我，而弟弟呢，从来不缺新衣新鞋。

我记得有一次我高烧不退，母亲没送我去医院，说家里没钱。可同一天，弟弟只是咳了几声，母亲却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卫生院挂点滴。我坐在床上，看着母亲走远的背影，心里又酸又冷。

长大后，这种偏心没有半点缓解。我初中毕业，想考技校，母亲说女孩子学啥都没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弟弟初中毕业时，父亲砸锅卖铁都要送他去县城读高中。

他成绩差，一年换三个学校，最后还是混了个文凭，回家后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做协警，靠的是父亲托人找关系。

我20岁出嫁，嫁给邻村一个木匠，日子虽然清苦，但丈夫老实疼我，公婆也好。可天有不测风云，丈夫37岁那年干活时从脚手架摔下来，当场没了。我哭了整整三天三夜，头发白了好些根。

那时候儿子才十岁。我咬紧牙关撑下去，洗衣做饭，打零工补课费，靠摆摊卖水果和卖衣服，硬是把他拉扯大，供他读完了大专。

可惜，这孩子大了却和我越走越远。结婚后，他跟媳妇去了媳妇家所在的小城市，说是打拼方便。头两年还常回来看看，后来基本就没动静了。

我习惯了一个人，种几盆花，看看老电视剧，也能过。可父母那边，还是让我寒心一次又一次。

前年冬天，母亲摔断腿住院，我听说消息立刻赶去医院，结果还没进病房就被我姐拦下：“你来干啥？妈说不见你。”我以为是误会，进去后却听见母亲对我弟弟说：“你别让林红梅来，她晦气。”

我当时手里拎着两只烤鸭、几盒营养品，顿时像个笑话。那晚我坐在医院外头的石凳上，冻得浑身发抖，眼泪流了一夜。

可是他们需要我钱的时候，却从没觉得我晦气。

父亲三年前做过一次心脏支架手术，当时花了十几万。弟弟打电话来说家里拿不出钱，让我帮点。我一下子拿了五万，说是我儿子孝敬外公的。可后来我无意听见嫂子在电话里说：“红梅那点钱，算啥？就她那点房租，迟早还得靠我们家。”

我没吭声，把这句话咽进肚子里。

这一次，父亲突然中风，弟弟打电话来说情况严重，医院那边催交押金，我一听也急了。虽然早就对娘家心寒，可到底是我父亲，我拿了十万，坐车赶去县医院。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穿着湿透的鞋，一脚泥地踩进医院楼道。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弟弟的声音：“医生说了，爸这情况恢复可能性大，我看把家里那块地卖了，一半给你，咱们换个楼房住。再说了，红梅那边不是答应出钱嘛，她还不敢不出。”

另一个声音是我小姑子：“哈哈，她最听话了，爸一皱眉她都吓得不行，还不是我们一句话就能拿捏。”

我站在门口，鞋底水“唰”地流了一地。我没有进去，也没有再听，只觉得心口像被谁塞了块冰，生疼生疼。

我转身就走。

雨还在下，我撑着伞走到门口的花坛边，手机响个不停，全是我弟弟打来的。我不接。他发了条短信：“姐，钱带到了吧？押金等你。”

我蹲在马路边，低头看着这条信息，忽然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出来。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善良，足够忍让，他们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付出。可现在我才明白，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提款机，一个没脾气的傻子。

我坐车回了小县城。回到家，窗台上的吊兰开了新芽，门缝里有隔壁小孩塞进来的小纸条：“林奶奶，给你画了朵花。”我盯着这朵笨拙的五瓣花，眼睛湿了。

我把那十万块钱收进了抽屉，锁好。

03

父亲最后还是抢救回来了，我是听邻居说的。弟弟没再找我，我也没联系他。

姐姐后来打来电话，说爸恢复得不错，在乡下休养。她语气复杂，说：“爸其实……也不是不想你，就是……算了。”

我没回答，只是轻声说：“我过得挺好。”

那十万块我后来拿来修了门面房，换了个新的电动门，还请人粉刷了屋子。

有时候坐在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我会想：原来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就是知道自己该停在哪。

我不恨他们，我只是不再回头了。

愿我余生，不再将希望寄托于不曾善待我的人，也愿天下所有女儿，不再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