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算不算数？

王熙凤一句话，撕开了三百年后的法律盲区

苏渐霞

订婚，在今天的中国，常被视为感情的仪式、彩礼的借口，或是“有了就算，没有就拉倒”的中间态。

但在《红楼梦》里，王熙凤轻轻拆散的一桩订亲，却让人看清这两个字背后，曾有多重、沉重的东西。

PART.01

替他出这口气

✦拆婚 ✦

第六十九回，凤姐正在庵中料理丧事，净虚老尼趁乱送上一桩“活儿”——拆一门已经订下的婚。张财主家的女儿金哥早已许配给守备家的公子，如今却被地方权贵李衙内看上，动了“抢婚”的念头。

怎么办？张家不敢得罪衙内，又怕退亲惹恼守备。净虚便替张家找上凤姐，要她出面帮忙。

凤姐一开始是拒绝的。她笑着说，“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但净虚一句话戳中她软肋：“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若如今不管这事，张家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

这就是王熙凤的死穴：她可以不爱银子，但不能失面子；她可以不行贿，但不能显得“管不了事”。

于是凤姐话锋一转：“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

订婚变买卖，三千两银子买走一个姑娘的命运。

你说古人礼教森严，不讲人权？但其实，清代律例中，订婚远比你想象得更“讲理”。

PART.02

其实极为危险

✦ 犯法✦

在《大清律例》中，婚姻是一项法定契约，六礼中“纳采”一成，就已经具有法律效力，尤其是男家送出定礼、女家回信，即构成“婚约既成”。

如果此后单方毁约，不仅可以打官司，还可能面临“退赔、责打”乃至“犯法”的后果。

特别是对于女方来说，毁婚后另嫁，有可能被冠以“不贞”之名。而男方若毁婚，除非是女方“出丑”或“出疾”，否则也难脱干系。

所以，凤姐能以一句“我一句话作废”拆掉订亲，在清代现实法律语境中，其实极为危险。这绝非主母权力的应有范围，而是赤裸裸的“权压律”。

但曹雪芹不想塑造什么女权英雄。他写王熙凤拆亲，不是为她立人设，而是冷冷地告诉你：

在权力面前，契约是纸，女儿是货，婚姻是棋。

PART.03

在细节中展现

订婚既不能保障婚姻，又容易被利用为绑架女性自由的借口

✦大同案 ✦

我们再拉回今天。

2024年，发生在山西大同的“强奸案”被广泛讨论：一名女性被男子以“未婚夫”身份带走囚禁并性侵，法院初审判处强奸罪，二审维持原判，引发极大争议。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点正是：“订婚”是否构成某种亲密关系授权？是否削弱了女性的拒绝权？

在民法典中，“订婚”是一个文化意义大于法律意义的行为。它不等于婚姻，不构成强制履约，也无法限制人的人身自由。但在很多乡村和地方风俗中，它仍然意味着一种“所有权式的预占”。

这就像王熙凤拆婚那一段：守备家的公子觉得“已经订了”，李衙内却仗着家势要硬抢。而张家夹在中间，求的是关系网、走的是门路，最后靠凤姐三句话、三千银子搞定。

三百年前是这样。三百年后，形式变了，本质没变。

你会发现，在那些没有足够法律认知与制度保障的地区，订婚依然是一种权力游戏的中间状态——被权势介入、被父母操控、被金钱左右，而其中最容易被牺牲的，仍然是那个“金哥”一样的女孩。

《红楼梦》写订婚，不为写情，而是写局：局中人人都能说话，只有女孩无权决定；局中人人都怕得罪人，没人怕拆婚错杀。

大同案也一样。那不是一桩简单的法律判断，而是一桩文化病灶的显影——订婚既不能保障婚姻，又容易被利用为绑架女性自由的借口。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

订婚，在当下的中国，既缺少法律保障，也缺乏文化认知。

它既不能保护你，也不能约束对方。

它可以被权势轻轻一句话推翻，也可以被恶意当作“侵犯的预授权”。

在这种脆弱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凤姐式调解”，而是更多透明、公平、法治的制度，让婚姻不再是一场“有价无权”的合谋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