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穿着旗袍，从破屋里走出来，笑着，举着双手。

“同志，你们可来了。”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原以为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女匪首，结果她是红军，她原来是我们的人。

——《壹》——

不是每个逃出来的孩子都能活下来

吴珍子出生那年，四川巴中连年旱灾，屋里没米，地里没粮，父亲瘦得像骨架子，母亲还在坐月子，已经饿得站不起来。

她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人愿意养。

五岁那年，被送去邻村换了一袋谷子，给地主家做童养媳，地主姓吴，四十多岁，长得像条干蛇，她每天要挑水、喂猪、洗全家的衣裳。

错一个字，就是一根藤条抽得皮开肉绽。

晚上，她睡在厨房柴堆旁，冬天，脚会冻裂出血，地主家的儿子整夜咳嗽，她醒着听，怕他死了赖在她头上，她不说话，咬着牙。

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逃出来，直到那年秋天。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过巴中，部队刚进村，就挂起红布条，写着“打土豪，分田地”，她听不懂，但她知道，有人能打地主了。

她从厨房偷了一碗剩饭，藏在袖子里跑了。

那天晚上，她爬出狗洞，脚没穿鞋，一路踩在霜上，跑出村子四里地，脚底都裂了，血沾在野草上，她躲进一队红军的营地，被抓住了。

她浑身是伤，满手是灰，说不出一句话，只一个劲地磕头。

第二天清晨，她剪了头发，穿上灰布军装，成了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员，从童养媳到红军，只隔了一夜，没人问她是谁，也没人嫌弃她满脚血泡。

只问：“你能走路吗？”她点头，他们说：“那就跟我们走。”

她学看地图，学包扎，学认药草，十六岁那年，她成了卫生排的排长，她第一次有了名字，有了排号，后来她才知道，那叫“组织”。

她跟着部队去了西北，爬雪山，穿草地，手上的冻疮没好过。

但她活着，她有枪，她不再是地主家的牲口。

——《贰》——

命能逃一次，第二次就没那么容易

1937年，祁连山战斗打了三天三夜，风雪盖住了尸体，枪口结冰，她手里剩不到一瓶酒精，她守在最后一辆担架车旁，听到后面传来马蹄声。

她想跑，跑不掉，西路军失利，她被俘了。

押她的人是马家军，戴皮帽，穿皮袍，说话嘴角总有白沫，她被捆着双手吊在马背侧，用绳子勒得肩膀出血，他们说她是“共匪”，要送去西宁处理。

中途，有个参谋拦住，说：“这个人我要了。”

那人叫韩德庆，是个军官，他说：“她是军医，我需要人。”可到了营房第一晚，他进了她的帐篷，她咬破了他一块肉，趁他痛晕那会儿，她逃了。

她逃进山里，三天没吃东西，只喝雪水。

后来爬不动了，被牧民救起，她换了衣服，烧了军装，再也没人知道她是谁，她成了“外地逃难的孤女”。

不久后，她路过一片山谷，前面是马队，是枪，是黑旗。

她没地方跑，一个叫马成福的土匪头子抓住了她，审了一晚上，没问出个名堂，第二天，他拿刀架着她的脖子：“你要么给我当老婆，要么给我治病。”

她笑了，说：“只要给我药品，命我都能救。”

她成了“马家匪帮”的卫生连连长，没有选择，她只是想活，她救过二十多个匪兵，有人断腿，她给接骨，有人中弹，她给取弹头。

她说：“我给红军救过人，也给你们救，但你们得听我的。”

她立规矩：不许抢老百姓一粒粮，不许碰女人，不许烧村子，有人犯，她亲自动手，她不是在“当匪”，她是在“管着一群疯狗不咬人”。

她知道，山外总有一天会来人，她在等。

——《叁》——

她在山里等着解放军

1949年冬，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切人，吴珍子每天都让人修枪、练兵，但从不出击，她在“守”，守那个迟早要来的“变天”。

马成福死后，一帮人推她上位，她说不干，众人不让。

她说：“我只负责医药，其他别问我。”没人敢反驳，她能一眼看出伤口会不会要命，也能一脚踹翻犯规的兵，她把原来的“匪窝”改成“诊所”。

病人不是兵，是附近村民，她还偷偷给小孩子打草药汤，说是“免瘟疫”。

她不信天，她信针，有时有人问：“你以前是不是红军？”她沉默，看着远山，眼里有光，一闪就没了，她不逃，也不打。

只守着山口，盼着那一队穿灰色军装的人来。

有人笑她疯了，她说：等吧，他们会来的，1950年6月10日清晨，天还没亮，山口那边响了一声枪，解放军来了。

三十三团分三路攻山，吴珍子没抵抗。

她早让人把枪卸了，兵排成两列，站在老土屋前，她自己穿着旗袍，从屋里慢慢走出来，没有哭，也没有喊。

她站在最前头，举着双手，朝那群陌生的年轻人笑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了那句：“同志们，你们可来了。”那一刻，政委任学耀愣住了，他不是没见过匪首，但没见过穿旗袍的匪首，还这么说话的。

部队把她押起来，她没有反抗，一路沉默，但她不是软，她在等一次机会，把话讲清楚。

——《肆》——

她不是求饶，是在把命交回来

审讯开始，她站在木桌前，抬头看着那个坐着的年轻军官，她开口第一句是：“我原来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卫生排的。”

没人信她，她把细节全说了，祁连山、谁的部队、谁带的班、她给谁治过伤。

她说：“我没杀过人，我守着这些年，就是等你们来。”军官冷着脸说：“那你当了几年土匪？”她没回避，说：“十年。”“你知道你身份是什么吗？”

她点头，说：“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我干了什么，没干什么。”

那一年的档案里，写着一行字：吴珍子，曾为红军战士，因战乱失联，后被胁迫入匪，表现尚可，群众证明未害百姓，予以宽大处理。

她被安排在迪化军医院工作，改名“江桂媛”。

她从没申请回部队，有人问，她只笑，说：“我这命，是捡回来的。”她照顾伤兵、穷人、老人，从不说话多，也不炫耀过去。

她的手从没抖过，连给人拆线都是稳的。

她一直住在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炊烟不高，狗不叫，连自行车都不锁，1980年代，有人去采访她，她只说了一句：“那个旗袍，我烧了，枪我早还给国家了。”

她说她一辈子只走错一步，但也就是那一步，把她带回来了，可你说，这一步到底是错，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