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中断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高考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至今仍让人追怀不已。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们这些大学生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冬日里谱写的‘春天的故事’，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这段独白来自一位名叫瞿光唐的“老三届”考生，历经1977年高考后顺利拿到高校“入场券”，是新中国恢复高考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的感慨不知又会引发多少国人的共同回忆。

1977年恢复高考创造了太多的“高考之最”，人数最多、备考时间最短等等，其中，570万人参加统考，录取率不到5%，仅为4.8%，实在不能与如今的高考同日而语。

超低录取率的背后，竟然是简单到小学生都会的高考试卷，两者形成的强烈反差不禁让人心头疑团重重，个中原因究竟为何？

有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国人都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准备时间太仓促、报考人数基数大”等表面原因，唯有全面了解史实才会发现，这个问题恰恰是解密1977年恢复高考时代意义的一把金钥匙。

在笔者看来，当年那一张张难度极低的试卷，正是对新中国过往人才培养的一次灵魂叩问，不妨看看当时的考生们都经历过什么。

他们都经历过十年动荡，青春最宝贵的年华是在文化荒漠上度过的，背的是领袖语录、唱的是革命歌曲、看的是样板戏。

而那些滋养灵魂的世界名著、文化经典、古典文学基本都被看做是封、资、修的“毒草”，一代人由此远离课堂，数理化学习程度普遍较低，就更别提人文素养、科学基础、外语水平。

当然，笔者如此描述并非想要“一棒子打死”，相反，真正在1977年高考中脱颖而出的，是曾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想方设法找书阅读、求知若渴、不甘寂寞的少数人，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从未放弃过大学梦。

由此可见，当年想要借常规难度的高考试卷选拔人才才真的是天方夜谭，即便是小学难度的试卷，都可以视为国人面对十年动荡禁锢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一场突围战。

此时再来看“录取率不到5%”这个问题，是对新中国过往人才选拔制度的又一次灵魂叩问，说到这就一定要提及邓公1977年复出后整顿教育战线时的掷地有声。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有二：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

这段话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恢复高考之前中国高校选拔人才制度的极大缺陷，“重出身、轻能力”成了常态，可想而知，过往走进高校的所谓的“人才”，能力就是参差不齐的，这一点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并没有改变。

在政治表现以及家庭成分不再限定考生资格的情况下，570万考生冲进考场，那简单到家的试卷就成了检验过往人才素质最好的试金石，4.8%的录取率甚至可以视作考试合格率，不是国家不需要更多的人才，而是大多数考生根本不具备进入大学深造的基础条件。

简单试卷与超低录取率是两个彼此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问题，如同一柄坐标尺，真实地丈量着曾经新中国亟待革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所以说，1977年恢复高考才是真正意义上新中国“知识强国”恢弘时代的序幕，这一切的呈现都离不开邓公的力挽狂澜，所谓的“恢复”并非对过往人才选拔的延续，而是革新，他要的是对国家振兴建设真正有益的人才。

早在1975年，老人家就对当时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有过入木三分的评价。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的诸多“奇观”，看似令人费解，实则发人深省，至今将近50载的时光，全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深入人心，也让一批批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新中国由此崛起。

参考文献：

《亲历1977年高考_瞿光唐》

《那年高考__难忘的时光——...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回忆_魏湜》

《恢复高考与新三级大学生的使命及作为_刘海峰》

《1977年高考恢复前后_孙贝贝》

《邓小平与恢复高考_龙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