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门特区中级法院就一宗高校博士生涉嫌行贿案件作出终审裁决。

一名就读澳门某高校法学院的博士生，因企图以8000澳门元贿赂其指导教授，以换取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通过，被初级法院裁定构成“行贿罪”，判处六个月徒刑，缓刑两年，并须于判决确定后一个月内向澳门特区捐献15000元作为履行缓刑义务。

该博士生不服，提起上诉。中级法院合议庭审理后，认为其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决定维持原判。

2020年8月，甲入读本澳某大学博士学位课程，由乙担任其指导教授。甲入学后，曾向乙赠送一些现金礼券，当时乙已明确拒绝收受，并当面告诫甲，其具有公务员的身份，甲的行为可能构成违法。

由于甲获大学通知须于2023年5月19日之前完成并获通过开题报告，但甲自2023年3月才开始与乙讨论博士论文的选题，且甲提交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大纲一直未能达到乙的要求，甲深知乙不会降低标准，遂于同年4月10日，将8,000元现金放入一个红包，并将红包夹在乙先前赠送给甲的书本中，一同放置于乙办公室门外的个人信箱内，企图以金钱利益换取乙违背正常审核标准，通过其开题报告。乙在其信箱发现该书本及红包后，指责甲的行为，并将上述装有8,000元的红包交还予甲。

经审理，初级法院裁定甲触犯澳门《刑法典》所规定的一项“行贿罪”，判处6个月徒刑，缓刑2年，另需于判决确定后一个月内，向特区捐献15,000元作为缓刑义务。甲不服，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送红包具行贿意图

中级法院合议庭审理案件。有关甲称，赠送乙红包是为获得更多学术指导，并不存在行贿意图，认为原审法院在审查证据方面明显有错误，合议庭指出，甲对赠送红包的动机前后说法不一，有时说是为赔礼道歉，又有时说是希望获乙更多指导等，而且，透过给导师红包的方式希望获得更多指导，既违反学术伦理，更有违一般经验法则。相反，在直接证据（即甲与其母亲的对话记录）中，虽未直接使用“行贿”或“贿赂”的表述方式，但内容均是涉及探讨向乙赠送金钱的方式及金额是否足够等，反映其行贿意图。

至于甲认为，案中证据仅能证明其行为意图是希望获得乙更多的指导，属于不违背职务上义务的行为，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请求依据《刑法典》规定改判较轻的行贿罪名，合议庭指出，案中事实与证据充分证实甲向乙提供金钱利益，企图使乙违背正常审核标准，降低对甲开题报告的要求，而使其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能顺利通过，且乙身为大学教授及学院副院长，具公务员身份。

同时作为博士生课程的指导教授，依照专业标准考评在读生的资格、开题报告及论文答辩，属其职务上义务的行为。

甲向乙给予不正当利益，企图令乙违背正常的审核准则、降低对相关开题报告的要求，而使甲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获得通过并顺利毕业，明显违背乙作为公务员而应遵守的职务上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在审查证据方面不存在明显错误。

综上分析，合议庭裁定甲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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