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心脏可经不起剧烈运动！”2003年北京医院的诊室里，主治医师攥着X光片的手都在发颤。躺在诊疗床上的万里突然支起身子，深陷的眼窝里射出两道锐利的光：“我这条命，早就和网球拴在一块儿了。”这是发生在老人87岁时的真实场景，也是他晚年与医生反复拉锯的缩影。当国际奥委会将金质勋章授予这位中国网球运动的奠基人时，或许连萨马兰奇都未曾想到，这位副总理对网球的执着竟会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

1931年曲阜师范的土操场上，15岁的少年握着借来的木制球拍，在石灰线划出的场地上挥出人生第一个正手击球。牛筋弦绷得死紧的球拍震得虎口发麻，线缠球在粗砂地上蹦跳着划出歪扭的轨迹。这寒酸的场景与如今标准化球场形成鲜明对比，却意外锻造出万里独特的击球风格——他总能把不规则弹跳的线缠球精准抽向对手死角。“那会儿哪讲究什么技术动作，全凭眼疾手快。”多年后他对着孙子辈比划当年的架势，布满老年斑的手腕仍能做出漂亮的转拍动作。

五十年代的天坛公园见证了中国网球运动的草创期。每逢周末，贺龙总爱踩着布鞋准时出现在网前，陈毅的眼镜片上总蒙着层薄汗。这群开国元勋在简陋场地你来我往时，谁也没想到这项“洋运动”会在中国生根发芽。1953年北京体育分馆破土时，万里硬是说服财政部特批了五吨进口红土。“咱们运动员的膝盖可比水泥地金贵。”他叼着烟卷蹲在施工现场，盯着工人把红土细细筛过三遍。这种近乎偏执的较真劲儿，让先农坛网球馆的灯光终于在1956年照亮了第一批专业运动员的身影。

与老布什的较量堪称中美体育外交的绝妙注脚。1985年那场双打对抗赛前夜，谢昭接到通知要给副总理当搭档时，紧张得在宿舍里来回踱步。“怕什么？美国人又不是三头六臂。”万里在更衣室拍着年轻选手的肩膀，顺手把温好的橘子汽水推到他面前。当老布什搭档的重炮发球砸向底线，谢昭这才明白首长说的“别客气”是什么意思——那个左撇子美国外交官的击球力道，震得他握拍的虎口都隐隐作痛。

有意思的是，万里对待国际球友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霍克为挽回颜面搬出退役冠军时，他偏要带着乒乓球名将李富荣上场。“您这算盘打得比悉尼歌剧院还响。”万里接过澳方准备的碳素球拍时揶揄道，顺手把拍子递给李富荣试手感。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较量最终打成平局，既保全了东道主颜面，又为中国体育外交添了段佳话。事后他私下对秘书感慨：“竞技体育的输赢门道，有时候比政治局会议还复杂。”

九旬高龄仍能驰骋网场的奇迹，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自律。2003年腰部骨折后，医疗组在病房里安装了牵引装置。当护士第三次发现老人偷偷做挥拍复健时，不得不把球拍锁进储物柜。“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万里气得把药碗往床头柜上重重一搁，瓷碗底磕出的豁口至今还保存在某位护士长的纪念盒里。后来他硬是说服医生允许“观摩训练”，结果在球场边看着看着就蹭上场打了十分钟。“首长这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比当年打游击还熟练。”保健医生苦笑着在病历上记下“患者依从性差”。

2006年初春那场世纪对决充满戏剧性。当郑洁、晏紫拎着澳网奖杯走进训练馆，九十岁的老人早已在场边做完热身。组委会特意把球网调低十公分，裁判规则也改成不计分。“万老您可悠着点。”李富荣递毛巾时紧张得手心冒汗。“怕什么？我要是接不住小姑娘的球，这把老骨头早该散架了。”万里说话间突然来个胯下击球，惹得全场哄笑。这场表演赛的最后一球，郑洁故意放了个半高球，万里跃起扣杀的瞬间，场边快门声响成一片。

“死在球场上是运动员的浪漫，但活着把事业干好才是真本事。”这话是某次家庭聚会时，万里对抱着奖杯炫耀的孙女说的。五朵金花后来有三人进入体育系统工作，大孙女负责的青少年网球培训基地，至今还在用爷爷当年制定的训练大纲。或许正是这种将个人嗜好升华为事业追求的特质，让万里在推动全民体育时格外注重基层建设——他晚年最得意的政绩不是那些国际赛事奖杯，而是全国中小学校体育器材普及率的显著提升。

医疗组的担忧最终没有成为现实。直到2015年那个闷热的夏日，万里的床头还摆着缠满胶布的旧球拍。主治医师在回忆录里写道：“首长最后半年确实没再碰球拍，但他每天都要抚摸球线检查张力。”这种近乎仪式化的举动，或许就是革命者特有的浪漫——当生命进入倒计时，他选择用最温柔的方式与毕生挚爱告别。北京西山某处网球场的围网上，至今系着条褪色的红领巾，据说是某位老球友听闻讣告后系上的纪念物。风起时，飘动的红布条仍像极了网前跃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