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闺女，医院的大夫说了，你爸这病得五六万才能治好。＂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发颤。

＂我有办法，妈，你别担心。＂我挂了电话，手指不由自主地敲打着桌面。

那套空置的婚房，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1992年的夏天，我三十岁，在县城供销社上班。

父亲突然病倒那天，我刚和丈夫吵完架，衣服都没换，骑上二八大杠就往老家赶。

天气闷热，柏油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自行车轮压过去，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到家时，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后背上，又黏又uncomfortable。

推开家门，一股熟悉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母亲正在灶台前熬药，看到我回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眼眶红红的。

＂你爸刚睡下，折腾了一宿。＂母亲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忧虑。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堂屋，看到父亲躺在老式木板床上，脸色蜡黄，一双粗糙的大手无力地搭在发黄的旧棉被上。

那双曾经能扛起一袋百来斤麦子的手，如今却连水杯都端不稳了。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个八十年代初买的老式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声音在这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爸叫孙长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五十出头，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种了一辈子地。

他那双手上的茧子，堆得像一层厚厚的皮革，摸起来硬邦邦的，却透着一股令人心疼的温度。

初中没毕业的我，是被父亲硬逼着去读了中专，然后考进了县城供销社。

＂闺女，你爸啊，就指望你一个人呢。＂记得临走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眼里满是期待和不舍。

在农村，能有个在城里上班的女儿，是多少人家梦寐以求的事啊。

如今，父亲需要钱治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套婚房。

那是2年前结婚时，单位分的福利房，七十多平米，砖混结构，客厅朝南，阳光充足。

冬天有暖气，夏天通风凉爽，在当时的县城，算是不错的房子了。

只是因为离单位远，我和丈夫在单位宿舍住着，那套房子就一直空着，成了我们心里的一块期盼。

父亲醒来时，我正坐在床边望着他打盹。

＂闺女，你啥时候回来的？＂父亲的声音虚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刚到，爸，您感觉怎么样？＂我凑近了些，生怕漏听了他的话。

＂没事，就是有点胃疼，可能是这几天天气热，吃坏了东西。＂父亲挣扎着要坐起来。

我连忙扶他靠在枕头上，注意到他的脸色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爸，您别动，好好躺着。＂我按住他的肩膀，心疼地说。

＂哎呀，闺女，爸没事，你瞧把你妈吓的。＂父亲勉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是秋天地里的沟壑。

我们一家人把父亲送到了县医院。

大夫看了看检查结果，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需要做手术，而且越快越好。＂

我们一家人面面相觑。

手术台前，医生拉住我：＂家属需要先交五千块押金，病人情况不好拖。＂

五千块？在1992年的县城，这可不是小数目。

我和丈夫李国强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三百多，就算把积蓄全掏出来，也凑不齐这个数。

回到县城的家，我拿出那个想法：＂国强，我们把那套房子卖了吧。＂

房子只有一张房产证，上面写着我丈夫李国强的名字。

当初房子写他名字，也只是因为他是单位正式工，手续好办些。

我们结婚后，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家人，从没想过房子到底是谁的。

李国强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们的小宿舍很简陋，一张旧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再加上这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沙发，就是全部家当了。

窗外，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催促着夏天快些过去。

＂卖房子的事，得跟我妈商量一下。＂李国强终于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李国强的母亲王淑兰，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太太，是县棉纺厂的退休工人，一个人住在单位分的一室一厅小房子里。

她不是坏人，但属于那种传统的中国老太太，心里只装着儿子和孙子，对儿媳妇则要求颇多。

每次来我们家，她总能挑出这样那样的不满：饭菜咸了淡了，衣服洗得不干净，房间收拾得不整齐……

我平时忍气吞声，心想总归是老人家，要尊敬。

可现在牵扯到父亲的病，我心里也急了：＂国强，我爸等不及了，这房子是咱俩的，应该由咱俩做主。＂

李国强揉了揉太阳穴：＂小芹，你别急，我只是想先征求一下我妈的意见，给她个心理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好吧，那你今晚就去和阿姨商量。＂

李国强点点头，有些不太情愿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单位，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响了。

＂是孙芹同志吗？你婆婆在门卫室找你。＂电话里是门卫老张的声音。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往门卫室跑去。

王淑兰站在门卫室外，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整个人看起来严肃而冷峻。

＂阿姨，您怎么来了？＂我有些心虚地迎上去。

王淑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找个地方，咱们谈谈。＂

我带她去了单位后院的一个小亭子。

亭子里有张石桌，几个石凳，是夏天吃完午饭乘凉的好地方。

现在亭子里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麻雀在地上蹦跳着，啄食地上的米粒。

＂国强跟我说了卖房子的事。＂王淑兰开门见山，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满。

我点点头，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那房子是我儿子的名字。＂王淑兰的眼睛直视着我，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阿姨，那是我和国强的婚房，虽然写着他的名字，但也有我的一份。＂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