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写文章的人喜欢写得文采绚烂，主要还是用一些漂亮的词汇，用一些特殊句式，让人看着不是那么俗不可待，却往往失掉了本意的表达。其实，写文章能让人看懂就行，没必要追求太华丽的词藻，也没必要炫技。

文字刚刚流行的时候，很多掌握文字的都是知识分子，写文章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尤其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写，本身并不错。但在逻辑顺序以内，追求华丽的辞藻，一味炫技，而且竞相攀比，互相吹捧，就不是写文章的问题了，而是写文章以外的事情。就像汉代的赋一样，尤其是汉大赋，铺张扬厉，纵横恣肆，看似非常痛快，其实只不过逞意气之强，竞相使用华丽的词藻，还要讲究韵律的和谐，却往往失掉了原本的意思。这样的文章华而不实，总是让人觉得作者才气纵横，其实只是一种假象，蒙骗那些不经常写文章和不经常读文章的人。倘若让现在的人工智能做一篇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可以做成的，甚至在瞬间就能写成，比人写这样的文章要好得多，但没有一句实话，也不会反映社会真实的状况。就好像人人都写诗，都关注形而上的思想境界，却往往忽略了现实生活，忽略了真实的感受，怎么说都偏离了文学的主旨。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不管是写诗还是作文，都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即便只是关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也往往从现实生活中来，而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太远，更不可能离开现实生活，只谈精神世界的问题。文学本身是人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可以研究人的各种思想，研究人的各种情绪，研究人的现实生活，研究人真实的感受。

倘若文学离开了人的感受，离开了现实生活，总是用绚烂的辞藻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就算是神经病似的文学。作者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而且文采绚烂，韵律和谐，但读者读到以后，只会欣赏文字和韵律的美，却没有感觉这样的文学和现实有什么联系，甚至只是觉得这样的文学作品像是一首无关紧要的歌，就像口水歌一样，只是节奏比较优美，韵律动听，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古代文学以诗词为正宗。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欢写诗作词，要用诗词的美来感染人，陶冶人的情操，但写诗作词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被诗词的格律限制，被诗词的叙述方式限制，被诗词的抒情方式限制，并不能写出真实的情感。甚至作者以为表达了真情实感，而读者读了以后却理解偏了，根本没有理解作者的真情实感。如此一来，诗词就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玩物，并不是好好说话的文体，除非那些清新的小诗能够表达瞬间的情感，就像绝句一样，几句话就说得明明白白，没必要用律诗那样的格律来约束和限制，也没必要用大赋那样华丽的辞藻来表达情感，有一说一，稍加点染，就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最初写文章的人只是用文字来记录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比较通俗，有着群体创作的意思，尤其是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口耳相传，加入了群体心理因素，最终要记录下来，落实到笔尖。但这样的记录是粗糙的，甚至是逻辑混乱的，经过后代文人的整理和改编，就变成了文字优美的神话传说。虽然在古代，文化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文化仍然会以通俗的形式存在。文人会改编文学作品，会弄成通俗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会弄成戏文在民间流传。老百姓看不懂诗词，看不懂有文字记录的神话传说，但可以听秀才讲，听别人传说，通过看戏来理解戏文的意思。有这些就够了，足以慰藉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一点亮色，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文人士大夫写诗作文比较高雅，写文章也比较高雅，可以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还可以互相吹捧，按现在的说法是就是互蹭流量。能够追求清新质朴文风的作家并不多，即便到了现在，很多作家仍然在文学圈子里混，仍然要追求华丽的辞藻，却往往忽略了说真话的风格。说真话不需要华丽的词藻，直来直去就可以，甚至根本不用华丽的词藻来渲染。真话的力量是动人的，就好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一样，只说了一句真话，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巴金在文革之后坚持说真话，《随想录》就是他说的真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平易动人的文风，能够让人看懂。即便是中学生也能看懂，就更别提那些说假话的作家了。写小说的作家往往会虚构故事，而且是虚构的能手。他们可以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代替自己说真话，却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不愿意现身说法，以免受到牵连。他们要把小说弄得很玄妙，尤其要吸收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风格，甚至杂揉好几种风格，让读者读不懂，就觉得自己很高明，其实根本没有直来直去说话，反而把文学弄成了随意塑造的东西，而且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怎么说都不是老实的表现，也没有说真话。其实写文章没有那么难，只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就行了，至于语言的选择，只需要让人们看懂就行，没必要追求华丽的辞藻和精巧的结构，也没必要非得在文学的圈子里混。

写文章可以摆脱各种题材的限制，摆脱各种风格的限制，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前提是有一定的文字应用功底，经常写，不断写，就可以在写作中逐渐提升。当然还可以借鉴他人的写作技巧，但最终追求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看懂，而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一味说谎，甚至绕着弯子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