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某项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作为评委之一的作家余华坦言：“现在再去写《活着》，我已经写不出来了。”究其原因，他归结为：因为我们的时代在变化，年龄也在变化，对生活的感受也在变化，你所接触的人也在变化，所以一切的变化都会导致你回不去了。

早在2013年，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一上市就受到“炮轰”之初，我在一篇《余华近年长篇创作屡遭惨败，皆因没有规避自身的“短板”》中指出：“从《许三观卖血记》取得成功之后，在离当前的这15年时间里，他虽然生活在中国‘当下’，但由于身份和地位‘迥异’，已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介入’。”

当然，这并非余华一个人的遭遇，国内大多数作家成名后，都面临着跟他相同的困境。譬如，好些年前，单位里订着一本《小说月报》，我翻了一下，有苏童的一篇小说，读后大吃一惊，那哪里还像小说？如果把小说比喻成酒，那简直就是加了几滴酒的一桶水，跟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已有着云泥之别。

这也就是说，国内的大部分作家，刚开始写得比较出色，但后来越写越差，到了晚年差不多就废掉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剧作家曹禺，他年轻的时候写的《雷雨》非常成功，后来虽然也写过几部话剧，但跟《雷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基本上已引不起什么反响。特别是到了晚年，再也写不出作品来，深陷于痛苦之中。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主要是“文学土壤”的问题。像国内当前的一批作家，大都出+身于底层，“耕耘”的第一块“土壤”，也跟底层生活息息相关。可成名后，由于命运发生了改变，生活和环境都跟着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他们得告别之前的那块“土壤”。可他们不愿意放弃或找不到新的“土壤”，从而再也产不出优质的“农作物”。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前几年的一个文学讲座《寻找文学的方向》中，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现节选有关的部分附在后面，供广大作家朋友和文学研究者参考，以期起到“投石问路”“抛砖引玉”的作用。

——卢江良，2025.5.28于杭州

附：

●《寻找文学的方向》（节选）

寻找文学的方向（节选）

□卢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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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1章）

2

接下去，我就着重讲如何寻找文学土壤的问题。

我这里说的“土壤”，说破了，就是“题材”。

其实，每个作家，如果经历和认知的不同，文学的土壤也会有所不同。

比方，你是一个历史教师，你去写历史题材的文章，相对于一个教数学的，就便利多了。所以，对于一个教历史的作家而言，历史题材就是他可以找的土壤。

……（删除2段）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农村成大的，农村题材自然就是我的土壤，如果我一定去写军事题材，那就是找错了土壤。当然，你如果对军事题材非常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写那类文章。但在写之前，你应该做足功夫，你得吸收大量军事类的知识，甚至去亲身经历或体验。

记得，我有一个文友，是在县城长大的，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机关工作，平时爱好写作，写一些小公务员方面题材的小说，应该说比较对口。当年，我的小说在国内引起比较好的反响的时候，他跟我说，也想写我在写的那种小说。我问他，你有我这样的生活经历吗？你的生活有我这样丰富吗？他说，没。我就建议他，那你还是不写为妙。

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写那种小说？那是因为由我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我是农村长大的，我高考那年，因为之前的那场运动，文科生限招，我就读的那所高中，好几年只录取过一个文科生，加上高一时我生了一场重病，身体一直很虚弱，所以也就落榜了。

因为在高二时，我已开始练笔，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落榜后，我放弃复读，比较幼稚地认为，当作家不会比一般的大学生生活得差，所以就一边打工，一边努力地写作。我曾在老家的印染厂当过水洗工，跟我大姐夫到杭州做过室内装修工。记忆最深的是，在做室内装修工的时候，每天收工都是深夜了，我大姐夫他们睡了，我还要趴在地板上写日记，写着写着睡过去了，等醒过来的时候，人还趴在地板上，手里握着笔，但日记还没写完，于是再继续写……

后来，为了体验更多的生活，到广州去打工，先在一些商店打工，后通过竞争进入岭南美术出版社《今日装饰》编辑部。应聘前，我先从《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上抄摘了近十家招收文字编辑、文案策划一类的单位，向商店经理请了假，由在广州长大的堂弟作陪，骑上三叔的那辆破脚踏车，“按图索骥”，前往应聘。可我们奔波了将近一天，应聘了七八家单位，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拒之门外。快到傍晚了，我垂头丧气地对堂弟说算了。堂弟也已疲惫不堪，但他瞟了眼手腕上的表，劝阻我说：“离下班还有半个多小时，去完最后一家吧！那儿离这里不远，穿过两条马路就到。”我想那就再去一下吧……结果， 正是这次应聘的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一直从事文字工作。

因为我二十岁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二十岁以后，我开始以农民的身份打工。所以，我把农村题材和外来打工者题材，作为了我的文学土壤。

……（删除1段）

但寻找到的土壤，有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存在二次寻找的问题。

比如，余华在小镇上长大，所以他写的小镇生活的小说很到位，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都非常成功。但后来，他离开了小镇，整天飞来跑去在城市和国外游走，而小镇的生活在不断改变，他再去写小镇就不适合了。这也就是说，他的文学土壤已发生了变迁，小镇已不再是他的文学土壤，所以他只得重新寻找。但他的失误在于，他找了底层打工者生活这么一个文学土壤，像他近十年写的《兄弟》和《第七天》都是这方面的，所以写得没像以前那样成功。

为什么失败？因为他现在找的文学土壤，其实不是他适合写的文学土壤。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他十多年前获得大名声之后，作为自身已不是底层打工者了，而且他成天在城里过着富足的生活，开开会，做做讲座，去外国访问访问，跟底层打工者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再去写底层生活的文章，当然就显得比较假了。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写他目前过的那种生活的那类人的小说，也许可能会再次获得成功。

再回过头来讲我自己，我写了十多年的农村和打工者的生活，写的小说应该也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评论家张柠还撰文称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乡村，说我是“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但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已经不怎么写乡村了，为什么？因为我已二十多年没在乡村生活了，乡村在不断变化，但我的认知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乡村，再写下去，我笔下的乡村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乡村，会越来越假。

所以，这几年我在寻找新的文学土壤。我寻找的新的文学土壤，就是像我这类人的生活，就是远离乡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人群。

不过，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这样进行的是二次寻找，做起来就更加艰难。也因为艰难，很多作家后半辈子就废掉了，晚年非常痛苦。比如，曹禺，他写的《雷雨》非常成功，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他写的《雷雨》，是他第一次寻找到的文学土壤，所以非常出色。但后来因为生活经历的改变和环境的变迁，他就失去了以前找到的文学土壤，再也找不到适合他的文学土壤了，所以他后半辈子几乎没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

这个方面，外国的作家情况不同，他们写作前后，包括成名前后的生活变化不是很大，土壤还是那块土壤。所以，他们能一直在某块特定的土壤里耕耘，直至老迈到写不动为止，甚至于写到生命终止。

像中国的作家，很大部分，刚开始的时候写得比较出色，后来越来越差，到晚年根本就废掉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作家开始写的时候大多数还是底层人士，所以寻找到的第一块文学土壤，是底层生活的，有乡村的，有工厂的，有打工的，有知青的。但写出名了，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要不当了官，要不发了财，地位改变了，生活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意味着都告别了第一次找到的文学土壤。但他们又不愿放弃那方让他们取得成功的土壤，继续在那上面不断耕耘，结果让那方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那产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可能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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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应邀为苍南县新联会作题为《寻找文学的土壤和良知的重量》的讲座（讲座后合影）

▲2019年应邀为杭州市临安区文联作题为《寻找文学的方向》的讲座（讲座现场）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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