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极目新闻报道：河南男子尹某因“婚内强奸”被羁押285天后，最终以证据不足，检方决定不予起诉，目前，该男子已经向当地检察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国家赔偿33元。

尹某案背后，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充满争议与困境的婚内强奸认定难题。
据新闻报道，尹某与武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2023年2月两人分居后，武某两次起诉离婚，均被法院以“感情破裂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正是在第二次离婚上诉被驳回后的一个月，发生了那起改变两人命运的“婚内强奸”案。
在羁押期间的2024年4月，这对夫妻已通过调解离婚。县城房产归武某，三个子女由双方分别抚养。走出看守所的尹某与武某再无联系，形同陌路。
就目前法律现状来看，从法理层面：我国刑法从未豁免婚内强奸。《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奸妇女的即构成强奸罪，未将婚姻关系列为免责条件。

学界普遍认为，妻子同样享有性自主决定权，婚姻承诺不意味着永久性同意。
但在实际操作中，司法机关对婚内强奸的认定极为谨慎。实践中普遍的确立标准是：仅当夫妻处于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名存实亡的状态，如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丈夫强行发生性关系才可能构成强奸罪。
这一司法逻辑引发深层矛盾：若性自主权是女性固有权利，为何婚姻存续期间该权利就被部分剥夺？

正如学者贾健指出的：“无论是否在分居阶段，丈夫的行为都已侵犯妻子性的自主决定权法益，理应认定为强奸罪”。
我国目前在立法层面上的空白也加剧了司法实践上确定的混乱。

比如：欺骗性性行为认定难：如男性冒充他人与妇女发生关系，事后女方认可，是否仍属强奸？

还有，事后追认效力不明：妇女事后对性行为的追认能否阻却先前行为的违法性？
“先强奸后通奸”悖论：早年司法解释规定首次违背意志但后续自愿的“一般不宜按强奸论处”，该解释废止后法理与情理冲突凸显
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将强奸罪法益与行为规范简单混同。

贾健教授提出，应将“性的身心安宁”而非表面的“不同意”作为核心法益，这一观点为破解婚内强奸认定困境提供了新视角。
另外，“婚内强奸” 的维权难点，让证据困局中的女性呐喊无声。

图片来源于极目新闻报道

尹某案中，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原因正是“证据不足”。这折射出此类案件的结构性难题。
婚内强奸通常具有三重证据困局：
一、案发隐蔽性：往往发生在私人空间，缺乏第三方见证。
二、伤痕证据缺失：夫妻间性行为未必伴随明显暴力痕迹。
三、报案延迟：顾及家庭、子女等因素，受害者常难及时报案取证。
更复杂的是夫妻之间婚姻状态认定的模糊性。

尹某案发生时，法院已两次驳回离婚请求，法律上仍是夫妻。此时如何界定“违背意志”？当婚姻关系尚未被司法解除时，妻子的性同意权边界何在？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引。
实践中还存在“报案反噬风险”。尹某案中的武某曾指控丈夫长期家暴，称其在怀孕期间遭殴打导致“胎儿险些流产”，但法院审理离婚诉讼时认为“证据不足”。这种对家庭暴力证据的严苛要求，同样影响着婚内强奸的认定。
对女性个体而言，证据意识是维权根基。遭遇侵害时应及时报案固定证据，避免身体痕迹消失；保存通讯记录，施压、威胁等记录可佐证“违背意志”；寻求庇护与医疗帮助，伤情鉴定具有关键证明力。

当法律理论承认妻子性自主权，却因证据门槛、观念桎梏而在实践中悬置这项权利时，受困的不只是尹某这样的当事人，还有那些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婚内”女性。

婚内强奸的认定困局，本质是法律能否穿透婚姻围墙，抵达个体权利最私密处的考验。

只有当证据规则更科学、司法认知更明晰、社会观念更进步时，权利才能从纸面走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