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国派代表到场，见证中国用三年时间，做了件改变世界的大事。

五月底，国际调解院正式在香港设立，公约签署仪式同期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出席，香港特首致辞，中方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毕竟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组织，而且还是中方与三十多个立场相同的国家共同倡导成立的。如今这些国家也派代表到场，见证他们与中国用三年时间，共同迈出的重要一步。

调解院的设立，补上了全球治理的一块空白，中国可以通过这个全新机制，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国际调解院主要有三大职能，首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如果出现了当事方单独谈判无法解决的争端，第三方的合理介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打破僵局的同时，还能通过多边协调，产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有必要明确的是，调解不同于走司法程序或仲裁流程，前者完全以自愿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方处理争端的自主权。

这意味着，除非当事方一致同意，将问题提交给国际调解院处理，否则国际调解院是不会受理的。

【国际调解院弥补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一块重要空白】

在调解期间，当事方可以随时选择中止，在制度设计上，留下了足够的缓冲空间。

相比起来，司法和仲裁等方式，往往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有时非但不会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埋下更大的隐患。

只要出现一个有争议的判例，立刻就会引发信任危机，一旦出现了漏洞，再想修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仅如此，仲裁可能还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挑战国家主权，期间还会暴露出“双重标准”、仲裁方带有政治动机等严重弊端，这对于参与仲裁的当事方而言，不仅严重失衡，也有失公正。

对此，中国可是很有发言权。

当年的“南海仲裁”闹剧，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例子。这就不只是争议那么简单了，同时还肉眼可见地动摇了地区安全。

而调解的出发点，往往是争取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尽管这个过程肯定不会轻松到哪去，甚至可能比单纯的仲裁更艰难，毕竟平衡好各个当事方的利益，始终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它们更倾向于用调解解决争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所谓的“国际仲裁”，这背后的逻辑，未尝不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单边与多边的博弈。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和中国共同倡议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对这方面都有刚需，也厌倦了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套话术。

在这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只有任发达国家宰割的份，没人会愿意接受。

在调停国际争端上，调解有一个很突出的原则优势，那就是各方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争端和平解决，以合作共赢为优先导向，突出非对抗性，可以视为国际法在全球治理实践上的灵活投射。

这对于当前的国际格局而言，调解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发扬光大。

除了调解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国际调解院的其他两个职能，是处理国家与别国公民之间的争端，以及私人主体之间的国际商务争议，不过基本原则是不变的。

至于调解院如何开展工作，还得看第一个接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成立调解院肯定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国际调解院从发起倡议到正式落地香港，前后历时三年。

这三年时间下来，中国通过多方协调，顺利完成了国际调解院的早期能力建设，不过真正的考验今天起才开始。

各方都在看，国际调解院正式成立之后，将如何调解国际纠纷，应对各种棘手问题，中方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又如何借助后者国际法律中心的特殊地位，展示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法律服务水平。

衡量标准很直观，就是看成功案例有多少。

也只有在国际调解院表现出成熟的争端解决能力，证明自己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有独特的竞争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中方的倡议中。

调解不存在固定模板，也没有什么流程可以按部就班，只能实事求是，这恰恰是中国的长处。

话又说回来，也不是什么争端都能通过调解得到解决，每个方案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性，不存在一个普遍的通解。

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把不同方案系统性结合起来，对症下药，才会有效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