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于得水授“大校”军衔，许世友打抱不平：我得给你争一争|于得水|军衔|大校|少将

“你怎么才授了一个大校军衔，按战功和资历，至少应该是少将！这不行，我得替你争取一下！”许世友满面怒色，气冲冲地准备冲到中南海为好友讨个说法，但被于得水拦住了。

他平静地劝道：“无论大小，都是官职，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只要能为人民服务就行。”

许世友依然觉得于得水的军衔太低，但于得水并不在意，反而认为能够继续为人民奉献，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许世友这样关心于得水，甚至愿意为他争取更高的军衔呢？
1906年5月，于得水出生于山东文登县一户赤贫农家。这个有着13口人的大家庭，挤在三间漏雨的土坯房里，靠父亲做泥瓦匠的微薄收入和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

1921年的特大旱灾成为这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颗粒无收的田地、地主逼租的锁链、官府衙门的皮鞭，接连夺走了他的大哥、弟弟、三叔和祖母的生命。

18岁的于得水在埋葬完最后一位亲人后，擦干眼泪拜入当地著名拳师门下，开始了"日练拳脚三百次，夜读《水浒》明事理"的习武生涯。
1931年秋，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山东汉子在文登县农民协会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的主张。

当组织者讲述"打土豪、分田地"时，他布满老茧的双手不住颤抖——这不正是自己全家用生命等待的出路吗？

次年春天，他带着武术会的七名兄弟集体入党，在胶东半岛插下了第一面红旗。
1933年7月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成为检验革命意志的试金石。

叛徒告密导致敌军包围了正在开会的于家宅院，于得水挥舞大刀杀出重围的传奇，至今仍在文登山区的老人口中流传。

但代价是惨重的：父亲被吊在村口槐树上拷打三天，母亲为保护地下党名单被活活打死，怀孕的妻子在逃亡途中流产。

当他带着满身伤痕爬上昆嵛山时，身边只剩三颗子弹和半块高粱饼。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支最初仅有三人的游击队创造了"三十战二十九捷"的奇迹。

1935年腊月奇袭石岛盐警队，他们用二十发子弹缴获了五十三条枪；次年春天化装成迎亲队伍，端掉了三个伪军据点。

许世友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老于的战术就像他打的少林拳，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招招致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得水与许世友在掖县战役中初次相逢。当时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亲眼目睹这个"会使双枪的大个子"带着一个排的兵力，顶着日军九二式重机枪的火力，用门板搭浮桥强渡五龙河。

1942年反"扫荡"期间，两人在牙山被围七天七夜，于得水冒死从悬崖缒下，为部队找到了突围路线。
这种用生命铸就的战友情，在1955年授衔时得到了最动人的诠释。当许世友看到老战友仅被授予大校军衔时，这位以暴脾气著称的将军当场就要找军委领导"讨说法"。

而于得水拉着他的胳膊说的那句"活着干革命，死了算球命"，后来被刻在了文登革命烈士陵园的石碑上。
转业到安徽省军区后，于得水主动要求分管最艰苦的防汛工作。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期间，58岁的他连续三十天泡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抢险，留下了严重的风湿病。

当组织要给他配专车时，这位副军职干部坚持骑自行车下乡，车后座永远绑着两样东西：军用水壶和铁皮药盒。
1967年病危时，前来探望的老部下们发现，这位正军级待遇的老革命，家里最值钱的物件竟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