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白崇禧

在 1926 年春，当广东革命政府于广州筹备北伐之际，蒋介石已然掌控了军政大权。

那时，李宗仁提出要将广西军队编为两个军，然而蒋介石坚决反对，仅仅准许编为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拒绝在财政及军需方面给予任何的补助，第七军的装备与给养完全得由广西自行去解决。

广东革命政府从苏联运来了大批军火，包含一万余支步枪、100 挺重机关枪，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才分给第七军 1000 支步枪、4 挺重机关枪，其余的大部分都归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所有。

对此，李宗仁与白崇禧内心颇有意见，却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所以从北伐伊始，蒋介石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彼此防备。

蒋介石起用白崇禧担任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为李济深，留守于广州后方），还命白崇禧兼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表面上看似乎对其颇为信任，但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对白崇禧的任用实则别有用心。

其一，蒋介石深知李宗仁与白崇禧关系紧密，将白崇禧安排在总司令部担任高级幕僚，便能更好地指挥第七军；

其二，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有诸多保定同学在北伐军中担任中上层军官，蒋介石妄图利用白崇禧来笼络这些人；

其三，蒋介石让白崇禧担任参谋长，有时让其出面代理指挥作战，必要时还可将其当作替罪羊。

白崇禧曾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的参谋长并不好当，蒋介石私心颇重，偏爱第一军，引发了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而产生的错综复杂关系极难处理；

再者，蒋介石为人控制欲极强，事情不论大小，都必须由他来决定，白崇禧每走一步都得请示。

这充分表明了李宗仁与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疑忌由来已久。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交谈时，也时常在背后指责白崇禧“办事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白崇禧 李宗仁

在 1926 年 11 月上旬，第七军与第六军于江西马口一战中收缴了孙传芳部队三万多支步枪。

白崇禧曾当面跟蒋介石提议，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第一、二、三、六等各军，用以弥补他们在作战时的损失，蒋介石并未作声。

其后，白崇禧就将这些枪支分发出去了。蒋介石对于白崇禧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觉得这是白崇禧为了讨好各军从而树立起个人的威信。

蒋介石与李宗仁虽是结拜兄弟，曾发誓要“同心同德”、“始终如一”，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内心都清楚，这全然是一场互相欺骗、利用的闹剧。

当北伐军攻克南昌之时，蒋介石将随军的总司令部设立在南昌，并且想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迁移至南昌，结果遭到了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李宗仁对此也并不热心支持。

所有这些都表明，蒋桂双方自北伐开始以来就已然是表面上合作而实际内心背离，并且相互猜忌、彼此防备。

李宗仁

1927 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于上海、武汉发动政变之后，蒋、汪之间对于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斗争愈发激烈。

7 月之时，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这一口号，也就是一面进行反共，一面反对蒋介石。

当时，在武汉的第四军张发奎、第八军唐生智，在湖南的第二军谭延闿，在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等都拥护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更是蠢蠢欲动，出兵向东行进到安庆一带准备攻打南京。

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拥有三个军，分别是第七军、十二军、十九军，并且都在南京附近，他们在蒋、汪的争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蒋介石曾多次主张征伐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却遭到李宗仁的反对。

李宗仁坚决主张继续进行“北伐”，并且极力主张与武汉政府和解。

实际上，他暗中倾向于拥护汪精卫来反对蒋介石，还曾派遣第七军参谋长王应瑜前往武汉与各方面进行接触并保持联系。

在“四一二”政变之前，蒋介石曾让张群出面，邀请孙传芳的代表杨文窊到南京秘密会谈。

蒋介石期望孙传芳能悬挂青天白日旗，许诺孙传芳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

由于孙传芳撤退到江北后，依旧拥有 20 万完整的部队，并且已经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展开合作（张作霖除给予孙传芳部分军饷外，还命令山东张宗昌全力支援孙传芳）。

所以，蒋、孙的密谈并未达成协议。孙传芳反而趁着宁汉分裂之际，在津浦线上对蒋介石发动反攻，占领了徐州。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又一度通过汪精卫的亲信褚民谊向汪精卫试探有无合作的可能性。汪精卫估计当时的形势对他有利，于是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

蒋介石察觉自己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于是在 1 月 25 日率领第一军的两个师离开南京奔赴津浦路前线，并亲自指挥第十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军攻打孙传芳所占领的徐州。

他期望能打一场胜仗，从军事上挽回声势。但结果却与他的愿望相反，部队从 8 月初开始进攻，没几天就被孙传芳打败，退回到长江北岸，损失极为惨重。

8 月 6 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既恼怒又羞窘。他将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逮捕起来当作替罪羊，未经审讯就将其杀害。

他自己也在 8 月 12 日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对于蒋的“下野”，外界传言是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台的。对此，李宗仁极力否认。

而蒋介石以退为进，不到半年就卷土重来，重新上台，这便是后话了。

孙传芳部队

在 1927 年 8 月，蒋介石宣告“下野”后，便前往上海，接着转至奉化老家，没多久又奔赴日本。

受其影响，南京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如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也纷纷离开南京。

蒋介石曾密令何应钦将第一军从南京及沪宁路一带朝沪杭路方向撤走以保存实力，然而何应钦并未来得及执行蒋的这一密令。

此时，孙传芳已分兵两路，一路沿运河，一路从江苏北部顺着津浦线，径直扑向南京。与此同时，武汉国民党政府正由唐生智调动大批部队沿长江两岸向东行进，南京的形势极为严峻。

8 月 19 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召开了蒋介石下台后的首次军事委员会议，他们当即决定把所有在江北的部队向南撤退，沿长江南岸布防，以保住南京。

为缓解武汉政府的进攻，避免两面作战，李宗仁还急匆匆地于 8 月 22 日前往九江和庐山，与武汉政府的首脑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举行会谈。

李宗仁装作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政大计的样子，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南京去商谈“宁汉合作”事宜。

汪精卫同意并推举谭延闿、孙科二人为代表，随李宗仁前往南京探讨“合作”前景。但唐生智坚持武汉部队至少要推进到芜湖。

23 日，李宗仁偕同孙科、谭延闿回到南京。

他在回南京途中经过芜湖时，发现孙传芳的一小部分部队已在南京以西地区渡江，他判断这是孙传芳向南京大举进攻的征兆。

此时，南京的国民党要人，除了李宗仁、孙科、谭延闿外，就只有何应钦、李烈钧二人。

白崇禧为向江浙财团筹措军饷，前些天已前往上海。

当时，负责守卫南京附近以西地区的是桂系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南京以东附近地区守卫的是何应钦的第一军。

25 日，李宗仁为加强南京以东地区的防务，将第七军主力从西区秘密调至东区布防，并趁机提出要何应钦发放 60 万发子弹。

何应钦认为这个数目过大，只勉强答应给 30 万发，约为当时南京库存子弹的十分之一。

可见即便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矛盾。

孙传芳果然倾巢而出（共计 11 个师、6 个混成旅，官兵总计 7 万人），分三路渡江，会攻南京。

第一路以郑俊彦为总指挥，以郑的第十师为主力，从浦口附近渡江；

第二路以刘士林为总指挥，以刘的第十二师、马葆珩的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师、段承泽的第九师、崔锦桂的第八师、陆殿臣的第十二师为主力，从大河口附近渡江；

第三路以马玉仁为总指挥，以马师和张定奎旅为主力，从扬州攻镇江。

25 日晚，从浦门渡江的孙军占领了第一军防守的南京东郊战略防御要地栖霞山等阵地。第七军立即协同第一军为夺回栖霞山而与孙传芳军队展开激烈战斗，阵地多次得而复失。

与此同时，从大河口抢渡长江的孙军大部队在 26 日早晨占领了南京以东 30 余华里的战略要地龙潭。

孙传芳亲自到龙潭火车站督战，扬言“要到南京过中秋节”。白崇禧从上海回南京途中受阻于镇江，他便在镇江组建临时指挥所，指挥附近的第一军卫立煌师，又从沪杭线上调来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从东面进行反攻，配合在南京的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一部分从正面、第十九军从西面向龙潭发动总攻击。

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孙传芳背水一战，弹尽粮绝，死伤一万余人，被俘缴械 4 万余人，基本上全军覆没。

孙传芳只身带着随从、警卫人员乘小汽船逃往北方。李、白、何的军队伤亡约 8000 人。这是国民党北伐之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仗。

在此役之前，杨树庄统率的海军曾对孙传芳表示严守中立，但后来还是帮助了国民党军，发挥了一定的助战作用。

孙传芳军队大败后，战场上丢满了枪炮和其他军用品。

第七军和第一军争着抢夺这些“胜利品”，再度加深了蒋桂之间的矛盾。李宗仁、白崇禧四处宣扬他们的龙潭战功，多少显得有些盛气凌人，又引起了蒋系的嫉恨。

后来，蒋介石砸烂李、白树立的“龙潭战役纪念碑”，便是他们之间尖锐矛盾的体现。

北伐军攻占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