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员，一级作家。

（据发表于《青年文学》2025年第3期的评论《城市寓言抑或文化隐喻——钟二毛《谢辞辞》解读》改写。）

【【钟二毛，瑶族，湖南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并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旧天堂》等10余部。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入选《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等。】

《谢辞辞》（首发于《青年文学》2025年第3期，转载于《小说选刊》2025年第5期）作品上来第一句，也是第一段，就是反常的写法：“孩子马上要出生了，可全家人都高兴不起来。”怎么可能会这样？第二段第一句继续加码，“瞄了一眼正在厨房里的丈母娘”，继续堆积这种情绪压迫感。为什么会这样？丈母娘的操劳为什么被视作“向我发出的警告”？而太太雅姿为什么如此麻木呆滞似了无生趣？第三段，“累了，我休息一下。”雅姿说。太太也出来发声，表达她的处境，她成了夹心饼，在丈母娘与女婿之间。这真是少见。也算是奇哉。

有了这样的铺垫，然后就有了接下来一段对丈母娘跟女婿之间的斗法，丈母娘“得寸进尺”，抢占起来女儿家的话事权和管理权，女婿制造各种声响发出自己的示威和不悦：火花四射，不藏不掖——是一个关于观念冲突的故事，或者文化冲突的故事。

“到底怎么了？”这是作者主动自问自答的，读者好奇了，作者忍不住要来回答，“事因啊，是我那伟大的丈母娘，非要让雅姿肚子里的孩子姓谢。”原来是围绕孩子的姓氏问题展开了争夺。

写到这里，我这有一定民俗学学术训练的，自然就会格外会心，并发出由衷的赞叹，果然是二毛！二毛就是该写这样的题材。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孩子的喂养和教育问题，还有关于过年去哪家过年的问题，都是当代人，当代深圳的问题。笔者早有关注，但并无抓手。想不到作家的钟二毛用小说下了先手。

小说中的“我”已经有了女儿，这是二胎。而且也交代了，丈母娘原来在深圳制造业江湖打拼经年，刚刚退休，60岁仍是能打之年，精力充沛，也有主见，带孩子做家务自然不在话下。

丈母娘代表了“深一代”最早一批来深圳打工者的形象。这样的人在身边也所在皆是。他们大抵进入了退休年龄，进入了退休生活，可以介入了家庭事务，燃起了家庭文化战争。跟进入生育年龄的70后及以后代际子女产生了冲突。这自然是也真正是深圳的故事。作品对作为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和基建工程兵的岳父母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纵深，其实我也看到，这几年来作者二毛在深圳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下了功夫，对早期深圳了然在心。

而且，岳母作为一代打工人转型为私营企业家的命运，在这样的讲述中，也可以得到呈现。2008年深圳腾笼换鸟产业战略转移所造成的低端制造业的外迁或被迫转型，岳母的家具生产厂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但她仍然“防御性抵抗，死活让工厂苟延残喘了十几年，送走了最后一个跟着她干了三十年的老员工”，写出来一个有胆识、有承担、有情义的小企业主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也丰富了深圳人的面貌，其实不乏其人。这样不声不响拓展小说边界、增强含量和丰富性的处理，还表现在作者将丈母娘的住所安排在罗湖老区，而男主人公一家则住在前海自贸区。这样的设计，也确实是有意为之。既有地理学上为深圳张目的考虑，也有修辞学象征手法的意义。

作为两个时代、两个代际、新老深圳人，围绕孩子的姓氏发生了争夺，丈母娘要求即将出生的外孙跟女儿姓，为只有独生女的自家继承烟火；而“我”不能接受丈母娘的算计和咄咄逼人，坚决不能同意。于是，矛盾就正面相撞了。作为问题，也即作为问题导向的小说，正式开始。问题开始提了出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驱动，这样一篇“问题小说”中，人物的反应就并不算生动细腻，而是有点僵硬。丈母娘这样的要求，在深圳之地，并不过分，在年轻人当中，也不乏其人。而且这个来自江西乡下的打工妹，有这样的执念，也很正常，毕竟她的女儿是独女，在计划生育执行严格的时代，他们这代五零末六零初出生的人多是如此，都要直面这样的伦理处境。显见作者的问题导向的现代城市小说的敏锐。

这样的一种冲突，其实也不是正面对撞，而是暗中使劲。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视角，只写自己的心理活动，对于丈母娘的描写，更多展现“我”的观看和猜测，写丈母娘作为一个利维坦给自己心理造成的巨大压力——在男主眼里，丈母娘的灰色西装与直冲冲的白发银丝，也都有了象征性、喻意性和巫术化，表征了她的深圳职场锻炼出来的理性执念，以及岁月磨砺带给她的坚硬坚持，是坚不可摧的象征，透射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压迫感。这样的压迫感，也体现在“我”看到的丈母娘对于家庭空间的布局使用（阳台种菜）、对家庭早餐的改变（对保姆菜谱的弃用）等等，丈母娘被视作一个强行进入小家庭的外来者，对“我”的小家庭造成了空前的困扰。

这样的两代人的战争，这样的一种暗中的较劲，构成了两种人、两代人的心理战，亦即作为小中产的上班族跟曾经的私营企业家、第一代打工者的精神上的对抗，看看谁更能坚持。甚至还上升到了两性的高度，也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高度。作为夹心的雅姿，其实是无可无不可的，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对于自己母亲和自己丈夫，更倾向于丈夫这一边的态度，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小说中并没有她更多的独立的声音，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功能性存在。而且，其实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两方，丈母娘也只是一个被观察者，一个忙碌的背影，本身也并没有非常多的出镜场面。对于她，“我”也并不是熟悉的，熟悉的是她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和心灵。于是，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却是“我”的自白，是“我”在讲述，“我”在观看，“我”在发泄，“我”在表白——“我”在改变。这就很有几分心理小说的意思了。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作为现代职场或者可能大厂中屡见不鲜毫无标识度的小人物，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可能是985或211，这是外地年轻人进入深圳的大概率门槛），有份稳定工作，算是小中产，不想被打扰，安心过日子，丈母娘对他们原子化小家庭的介入让他很不适，很不爽，有名火无名火一起来。即使妻子态度鲜明与他心齐，把道理讲得这么清楚，他还“怒火备点着了”，说岳母“不考虑别人”——本来只是二胎跟母姓而已，谈不上被当成上门女婿——其实中国的男性，大男子主义的一面（父权、夫权的捍卫维护问题）随时会露出马脚，随时也会爆发，随时也会成为矛盾之源和若干家庭矛盾、纠纷、战争的根源、导火索。

丈母娘实在表征了深圳打工的一代，职场的一代，女强人的一代，企业家的一代。他们自身必定为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所塑造，形成一代不一样的深圳人。丈母娘的咄咄逼人越发强势，无孔不入，掌控女儿生育，把这个二娃的跟母姓，当做了自己为祖上延续香火之事，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但她为之奋斗拼争像是抢单一般所争取到的，何尝不是她的夫家的姓氏和香火继承权？跟她本人又有何干？这样的荒诞，事关伦理和文化传统，并没有尽头。

对丈母娘的态度，其实也触及到了独生子女一代的伦理困境，这样的困境不在于有没有表哥表姐堂哥堂姐这样的传统人伦网络，而在于一对小夫妇实则成了夫家和自家天平上的游码或跷跷板的支点。这样的算计或者考量，尤其独生女儿的家长，各有各的盘算和办法，上门女婿、跟母姓、跟岳父母一起生活、逢年过节轮流去夫家或父母家或者各回各家，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下被国家意志强行介入改变后采取的挣扎和适应。

很有意思。按照故事的逻辑发展，孩子生下来了，丈母娘长住下来了（伺候月子），“我”准备抢先一步，到医院把孩子出生证确定为跟自己姓而不是满足丈母娘的盘算时，小说却适时来了个急刹车，让“我”被公司外派出了趟长差。这里的延宕，有两个用途，一是为了插进来二伯相似际遇的一个桥段，作为镜像用于说服的例证。这样来写当然是围绕主题，展示当代年轻人的对于生育的观念、状态，以及老一代人的妥协之举。到底仍是观念之争。二是也是小说的技术使然，硬碰硬、火星地球的正面对撞，显然不符合作者设定的逻辑，他不要这样的正面强攻。所以从技术层面要转个弯。

等他回到深圳的家中，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丈母娘似乎融入了这个家庭，改变了职场养成的理性和坚硬，成了一个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婆婆或奶奶的形象，也露出来她的苍老的一面。故事显然、确实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很简单。像是一个三幕剧，并且也许用话剧形式表演出来，重在展示这样的三个人物重点是两个人物的冲突和内心活动，同样具有直逼人心的力量。

故事的反转，来自丈母娘的舍身救险。这个情节也是作品的高潮。当岳母以无畏、神勇从即将发生的车祸中抢回青青，既是出自爱，也出自这位老人训练有素从不怕事，从来她就没有耗散她的勇毅的本色。这一瞬间定格，其实作品并不仅仅赋予她一个好像自私算计心机重重的职场老人面向，而作品一开始到老太太车流救人，所采取的限制视角，是“我”有意为之，是“我”的故意的选择，从而也只是“我”的障眼法。这位老人其实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无论照顾二宝的忘我，还是面对大宝遇险的舍命——这是一个神采奕奕的老人，有精气神的老人。

当这样的一位老人，“继续待在我们小家里”，跟女儿女婿同住，渐渐地，她的作为一位“普通老太太”一面，无法再藏住掖住，这位不服输的人，要强也要好的人，中年丧夫半生孤独的人，她的寂寞忧伤，更多为“我”看到。她的表情和情感，都与“我”的平凡的母亲并无二致，“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在“一张暗淡、忧伤的脸”的背后，“心里藏着万千心事”。从而，她的硬，感化了“我”；她的软，打动了“我”。同情心同理心让“我”的态度发生改变。

但丈母娘始终是强悍的。她的不提，倒也未必不想，当然是想。但她的不把话说开说透说尽，自然一定有出于她的对于女婿的尊重和体谅，却也一定有对于女婿的期许：你看着办就好。或可再加上一句：我都接受。（这是一个理性，而且识做的老人；也是嘴里计较，而心里明白的老人。作品以对人情人性的通透，丰富了一代深圳人的形象和精神内涵。）

最终确实是女婿做出了妥协。全篇最终完成为一个和解的主题，同时也是两代人、两种文化、两个性别的和解。这也当是最好的结局了，无论现实中，还是小说中。

这个故事有它的轻，也有它的重；有它的浅，也有它的深；有它的日常化，也有它的形而上。以它的敏锐和通俗，写出了一篇出色的问题小说，却也是很深圳很当代的都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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