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集，
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长期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大量田地荒芜。
朱元璋是出身最底层的农民，对农民疾苦有着深刻的理解，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也知道农民为什么要造反。
他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大规模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重新丈量过的土地，按田亩数、田主姓名，编号制成图册，名为鱼鳞图册。按田亩缴纳赋税，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地主逃税漏税等不法行为。
对全国人口大普查，编定赋役黄册，按人口服徭役。对受灾地区减免田赋，新垦荒地免税三年，无主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针对区域人口失衡，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性地进行大规模移民。
为促进农业生产，朱元璋还在全国兴修水利；在兵制建设中，朱元璋实行卫所制度，卫所的军士负责守备和屯田，战时则出征作战，寓兵于农、屯守结合，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地主，保护了农民利益。经过洪武时期的一系列举措，人口和耕地都比前朝有了大幅增长，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但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又形成新的豪强地主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享有特权，土地兼并的现象屡禁不止，农民的负担仍旧很重。
朱元璋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或许是出身农民的缘故吧，又或许曾经遭受过商人的欺凌吧，朱元璋对商人带有某种偏见和歧视。
为贬低商人，规定农民可以穿布、纱、绢和绸四种布料，而商人只能穿布和绢两种布料。这对商人来说，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抑商并不等于完全禁止商业活动，对于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朱元璋深刻吸取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为防止农民集聚闹事，制定了路引(通行证、身份证)制度，规定凡军民外出超出一百里，必须持有路引，违反者捉拿送官。路引是要向地方官申请的，一般很难申请到。
要钳制监视全国人民，光靠巡检司是不够的。朱元璋又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也就是要人们之间互相监视，基层组织机构里甲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任务。
谁家人外出了，或者谁家来了陌生人，或者村里发现流民，要立即向里长或甲首报告，然后由里长或甲首再向上级部门报告，凡知情不报者，一经发现，责任人所在的里甲都要负连带责任，会遭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处死。
朱元璋实行史上最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他将户口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盐户等，按乡贯、姓名、年龄、田宅、赋税等详细登记，世代相袭，禁止擅自改变职业身份即籍，什么跳槽、自由职业、灵活就业的统统不允许。
朱元璋以爱民著称，从本质上讲，他是怕官逼民反，怕农民也像他一样起来造反，仅此而已。
当他看到孟子写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气得嗷嗷叫，要把孟子称出孔庙，还把孟子的著作做了大量删减，恨不得封杀他。
朱元璋的爱，只为朱家。朱元璋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他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了朱明江山千秋永固。
我们知道，地主往往具有守财奴的特征。在“家天下”的封建体制下，皇帝朱元璋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地主。
他曾经吃过大苦，所以特别节俭，平时吃饭，都是一些粗茶淡饭，如白菜萝卜米粥等等，很少有什么山珍海味，他还定下“四菜一汤”的宴客制度，违反者严惩直至贬官。
“四菜一汤”作为象征符号至今仍被强调，走样不走样另说，最早是朱元璋发明的。
朱元璋穿的衣服也是陈旧破烂的，衣服上除了比别人多绣了几条龙外，没什么区别，睡的龙床，也没有金银装饰，与一般中等人家的卧榻无异。
“当你幸福时，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朱元璋创下这么大“家业”，他特别害怕失去，就像当年他还是农民时，家里本来也有几亩薄田，但被地主一点点夺去，沦为佃农，家里人接连饿死，至今想起来他还心有余悸。
眼下的形势，似乎和当年很像，他看着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个个富得流油飞扬跋扈，张着血盆大口，他们会不会抢我的土地？当然让他不放心的还有北元，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
现在他不相信任何人了，除了自己的儿子。1370年，朱元璋首次分封藩王。朱元璋分封藩王的目的是，他对异姓的功臣武将不放心，想用自己的儿子取代开国功臣，拥兵守土，保卫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先后分封了24位藩王，这些藩王后来相继被派往全国各地的战略要地，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边境防御。
1380年发生了“胡惟庸案”，正是朱元璋内心焦虑的体现。
明朝建立后，朝廷内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淮西集团，包括李善长、徐达、汤和等人，这是朱元璋打天下的班底，最为朱元璋倚重。李善长、徐达担任首任左右丞相，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另一派是浙东集团，由刘基、宋濂等文人组成。
如果说把李善长比作西汉的萧何，那么刘基就是西汉的张良，可惜同人不同命。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是明朝第一开国功臣，年俸4000石，相反，刘基只是封了一个伯爵级的诚意伯，年俸只有区区的240石，比李善长差了十几倍。
是刘基的功劳太小吗？非也，在朱元璋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刘基提出“先陈后张，北伐中原”的总体方略。
鄱阳湖水战，建议用火攻、诱敌深入等战术；针对张士诚的防御策略，提出断其粮道、分化其盟友等等。他还帮助朱元璋制定了完备的军事制度，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军队。
且不论刘基有没有李善长功劳大，就算没有，也不至于差别这么大吧。封刘基为诚意伯，我看朱元璋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首先信任的是“濠州旧人”就像草字头用人，唯黄浦正宗，浙江的黄浦人最好。
刘基被誉为“天下第一谋士”，虽然不会呼风唤雨，但他的谋略和战略眼光也绝对不是虚构出来的。
朱元璋最懂刘基，每次当他与刘基意见相左的时候，最后的事实都证明刘基是对的，更可怕的是，刘基还很厚黑。
他记得小明王被张士诚围困在安丰的时候，刘基坚决反对营救小明王，“不宜轻出，假使救出，当何以处之？”言下之意，救出小明王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让他死在敌人手里更好。
朱元璋心中一凛，我去，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狠的人？谋略、腹黑都在自己之上，这样一个“外人”能重用吗？甚至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刘基有张良的谋略，但没有张良的境界，他性格刚直，不懂进退，最终在朱元璋的猜忌中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大明建立后，刘基并没有像张良一样悄悄退场，以他为首的浙东集团和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两派斗得不亦乐乎。
朱元璋冷眼旁观，乐见其成，你们斗得越欢越好，反正我是裁判，最后还是我说了算。
两派互有胜负，一会儿刘基杀死了李善长的侄子，李善长报复，告刘基的状，刘基被弹劾回家；一会儿刘基指挥亲信弹劾李善长弄权，李善长告病回乡。
最后，刘基和李善长都被朱元璋赶回了家。但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斗争仍在继续。
淮西集团的胡惟庸弹劾浙东集团的杨宪，杨宪被罢相，后被处死，胡惟庸登上了相位。已在青田闲居二年的刘基总算想通了，别想什么复出了，就在家安心养老吧。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刘基真心想在家养老的时候，朱元璋又一纸诏书将他召回京城，但又没有给他官复原职，只是任太史令。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再召刘基回京城呢？当然还是忌惮刘基的影响，只有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才放心。1375年，刘基生病了。
朱元璋听说刘基病了，亲自赐药，让胡惟庸代表自己探望刘基，临行前叮嘱胡惟庸一定要好好慰问老同志。在胡惟庸的“慰问”下，刘基服下御药后，病情越来越重，回到家没过多久就挂了。
这场斗争，以刘基的死画上句号，但淮西集团就是胜利者吗？李善长、胡惟庸就是胜利者吗？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但并没有得到重用，只做了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确实是个有能力的人。
在李善长的提携下，胡惟庸成了淮西集团的新首领，李善长在辞官前几次向朱元璋推荐他。1370年，胡惟庸拜中书省参知政事、1374年拜右丞相。
斗死了刘基，胡惟庸就像获胜的公鸡，冠首昂尾，不可一世。“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赠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专横霸道的胡惟庸甚至把黑手伸向了徐达，企图谋害徐达。胡惟庸对徐达的诬陷，朱元璋并没有追究胡惟庸，反而升胡惟庸为左丞相。这当然是帝王的平衡术，朱元璋希望有人对军权在握的徐达有所牵制。
胡惟庸一看诬陷徐达不但没事，还得到了提拔，更加得意忘形了，除了贪污受贿、私截奏章外，官员升迁、处决犯人都是他说了算，根本不经过朱元璋批准。
朱元璋何许人也，什么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以朱元璋的性格，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够死八百次了，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甚至还纵容胡惟庸胡作非为呢？
其实朱元璋看到丞相掌如此大的权力，早就恨得牙痒痒了，在朱元璋眼里，丞相就像个中间商赚差价，甚至有时候还搞垄断，你特么地，老子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倒是便宜你了。
那么朱元璋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其实朱元璋是想自己当丞相，准确说想要兼职丞相，更准确地说想要废除丞相。
丞相制度已延续千年，想要直接废掉谈何容易。朱元璋堪称暴君，但他偏偏又要以明君的形象示人，既当又立。于是他要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丞相的危害太大了，必须废除。
胡惟庸在丞相的位子上干的坏事越多，朱元璋就越高兴，他废除丞相的理由就越充分。嗯，差不多了，我已经忍你七年了，胡惟庸，你该下地狱了，带着大明最后一任丞相的头衔一路走好吧。
胡惟庸在朱元璋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朱元璋的狠辣，朱元璋的反常表现，给他带来了一丝不安，或许预感到了危险，他采取了预防措施。
胡惟庸利用自己淮西集团领袖的身份和丞相职权，在朝中结党营私，他尽可能地将一些重臣拉到自己这边来，比如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绑到自己的战车上，法不责众，即使朱元璋想杀自己，但你总不能把这么多大臣都给杀了吧。
为了给自己再加一道保险，他又极力拉李善长下水，如果李善长能够站到自己这一边，那就高枕无忧了，但李善长太了解朱元璋了，所以根本不鸟他。
胡惟庸见李善长死活不肯入局，于是就改变策略。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正好是自己的儿女亲家，于是被他拉下水。
他再通过李存义反复游说李善长，时间长了，听多了，李善长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李善长虽然没明说支持自己，但显然站到了自己一边。做好了这些预防工作后，胡惟庸心潮澎湃，你朱元璋不过是个叫花子，你能做皇帝，我为什么不能？
阿波罗神庙门楣上刻着这样一名话：认识你自己。
高估自己，低估对手，永远是人性的弱点。胡惟庸依然故我，继续在作死的道路上狂奔。
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疾驰，坠马而亡，胡惟庸盛怒之下，直接处死了马夫。朱元璋丝毫不给这位“宠臣”的面子，要处死胡惟庸。这又是朱元璋的阴险之处，他是要引蛇出洞，让胡惟庸自己跳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胡惟庸果然上当，他觉得朱元璋要对自己动手了，于是暗中招兵买马、唤醒死士，拉拢被贬武将等等，准备起兵谋反。
不过胡惟庸这些所谓的“暗中”其实尽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朱元璋看到也差不多了，于是收网。
朱元璋以胡惟庸私下以丞相身份接待占城国使者为由，雷霆出击，一举将胡惟庸及其骨干成员一网打尽，从1380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处死者超过一万人。什么叫法不责众？我读书少，不懂，杀人我从不嫌多。
宋濂因孙子参与谋反受到牵连，已经退休在家的宋濂被抓回京城，准备处死，幸好有太子朱标和马皇后苦苦求情，才改为流放，在流放途中，宋濂病死。
十年后，李善长被人举报参与了胡惟庸谋反一案，朱元璋以“知情不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了李善长，此时李善长已是76岁高龄。李爱卿，寿终正寢多没意思，还是死在刑场上光荣。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宣布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并诏令后世永不得再设丞相之位。
在地方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将地方权力分割为行政、司法监察和军事三大系统。三司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对中央负责，同时诏令将中书省政事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朱元璋恨不得一竿子捅到底，“扁平化管理”要向朱元璋学习。
朱元璋如愿以偿废除了丞相，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看到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朱元璋的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但放松只是暂时的，不久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虽然这时掌握都督府军权的，是他的外甥李文忠。
李文忠在明朝建立过程中屡立战功，官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地位极为显赫。
朱元璋从25岁参加红巾军到40岁称帝，经历了无数的血与火、泪与恨、忠诚与背叛，早就炼就了一颗钻石心，他从不信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义子、亲外甥李文忠也不例外。
李文忠死时年仅46岁，虽然正史记载他是病死的，但野史盛传他是朱元璋毒死的，孰是孰非？
朱元璋将大督府分为左、中、右、前、后五个部分，军令权属兵部，由文人发令决策，武人带兵作战，战事结束，将军交回军印，将不专军，军无私将，从而消除了军队发动暴乱的隐患。
将行政、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后，但朱元璋对那些官僚和武将还是不放心。他专门设立一个机构叫检校，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风闻之事，无不奉闻。”
检校工作时间不固定，实行24小时倒班；工作场所不固定，房梁屋顶、床底澡堂等等，无处不至；人员不固定，除了文官武将做检校外，和尚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那么检校的工作效率如何呢？举几个例子：
一位叫钱宰的官员下班回家后，报怨工作早起太辛苦，就发牢骚写了一首诗：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知道了，他对钱宰说：昨晚的诗写得不错，不过朕并没有嫌你呀，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脸懵逼，吓得赶紧磕头谢罪。
宋濂是一文人，性格恭谨谦诚，有一天他请客喝酒，也被皇帝注意到了。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喝酒了没？请了几个人？备了哪些菜？
宋濂茫然四顾，额头直冒汗，只得如实回答，答毕，朱元璋很满意，笑着说：嗯，说得全对。哦，对了，那道水晶肴肉味道如何？
我们知道朱元璋喜欢微服私访。罗文仁是弘文馆学士，说着一口江西话，正直朴素，朱元璋叫他老实罗。有一天，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了罗文仁，这家伙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就一个人寻到罗家。
罗家住在城外边一条小胡同里，破破烂烂几间房子，东倒西歪的，老罗正趴在梯子上刷墙。朱元璋进院后，喊道：这是罗文仁家吗？
正在刷墙报罗文仁听到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我去，皇帝怎么来了？赶紧下跪：臣罗文仁叩见陛下。
罗文仁脸上洒满了白灰，已难以辨认了，朱元璋低头细细一瞅，笑了：你这么有文化的秀才，怎么能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于是朱元璋就赏给了罗文仁一套城里的大房子。
检校就像毛细血管遍布京城的角角落落，官员闻之色变。朱元璋将检校比喻成恶犬，有了这些恶犬朱元璋还嫌不够，1382年又特设一个机构叫锦衣卫。
锦衣卫独立于刑部，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侦、捕、审、刑一条龙，锦衣卫有专门的监狱诏狱。
锦衣卫滥杀无辜，臭名昭著，当时的刑罚有笞、杖、凌迟、涮洗、枭令、抽肠、剥皮、挑膝盖等等，光听到这些名称就叫人毛骨悚然。阴气森森的诏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凡是进了诏狱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
说到滥杀，1376年发生的“空印案”，就是朱元璋残暴政治体现。那么什么是空印案呢？
地方上每年都要派上计吏到户部报账，核对钱粮军需等账目，核对无误后，上计吏将核对无误的报销册盖上地方衙门印章后交户部，整个报账工作结束。
但问题是，地方上报的账务数字往往和户部的账对不上，于是重新核对造册，但得回地方衙门盖印。但地方离京城远的六七千里，近一些的三四千里，那时的交通条件又不好，来回都要个一年半载的。
为避免这种情况，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空印文书，遇到部驳，随填随用。这也是公开的，地方和户部都知道。
但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大发雷霆，下令将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其实上计吏预备好的空印文书盖的都是骑缝印，不能作为别用，也根本没法用。
案发后，朝廷官员谁也不敢上书说明情况，有一个叫郑士利的平民百姓，拼命上书把这件事情解释明白，但朱元璋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听，还把郑士利关进了监狱。
据史料记载，空印案中被杀的官员达到万人，不一定准确，但肯定是杀了不少人。
这种无差别的杀戮，导致很多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了，比如千古忠臣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案发时，方可勤担任山东济宁知府，是知名的清官，就是因为是主印官，结果稀里糊涂就丢了命。
皇权到了朱元璋这里，可以说达到了极峰。以前汉、唐的官员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宋太祖以后，大臣得站着上朝了，但站着归站着，士大夫和皇帝还是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还算得上是“站友”。
但到了明朝就不一样了，大臣上朝不但要跪着，而且还没了股份，完全沦为皇家的奴仆了。朱元璋更是为官员们量身定做了廷杖、锦衣卫、高压反腐三件套。
特别是廷杖，更是对士大夫们尊严的摧残，稍有不慎，就要被脱裤子打屁股，当然不是打小孩屁股那样假假的，那可是真打呀，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在少数。嘉靖朝“大礼仪”事件，一次就有17位大臣被廷杖打死。
我们知道，文字狱虽说春秋时期就有了，但朱元璋凭一己之力，硬是将文字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的经历，形成了自卑、敏感、多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
强烈的自卑导致强烈的自尊，强烈的自尊导致强烈的敏感，强烈的敏感导致强烈的报复，强烈的报复导致极度的杀戮，而他手中恰好拥有这样的权力。
朱元璋本想认宋朝的朱熹做祖先，来美化出身，但确实靠不上，索性实事求是了，张口闭口以“布衣”自称，就是在正式的诏书上，也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一类的话。
偶尔说说是自谦，说得多了，那就是有意卖弄了，卖弄他赤手空拳一寸一寸打下了天下。
当然“布衣”也只能他自己说，你可千万别当真，你叫他一个布衣试试？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了气得直发抖，“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即派人逮来杀掉。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则”和“贼”同，斩！
卢能做兖州知州，上报文书时误把“兖”写成了“衮”字，朱元璋半文盲，读字读半边，他把“衮”字认作“滚”字，好呀，酸秀才，敢叫老子滚，处死，写错一字送一命。
亳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念成“失君父”，敢诅咒朕，斩！
一个叫来复的和尚，拍皇帝的马屁，作一首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台来殊域”之句，朱元璋眼尖，一下子看到“殊”字，立即联想到歹朱，好呀，你这个老六，胆敢诅咒我朱家，拖出去斩了。
朱元璋从骨子里对文人是羡慕嫉妒恨的，他自己没文化，很羡慕有文化的读书人，羡慕多了就变成恨了，你们凭什么比我有文化？
翰林编修、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看了，认为是讽刺他的，怀恨在心。
后来高启为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文中有“虎踞龙盘”字样触怒了朱元璋，旧仇新罪，高启被腰斩于市。
朱元璋对读书人大兴文字狱，可以说行为是非常的变态。那么他对贪官又是怎么样呢？
1385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和北平二司官吏勾结贪污。我们知道，朱元璋从小就记得各级官吏对他家的盘剥，他对贪官污吏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朱元璋大开杀戒，将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处死外，六部侍郎以下办事官员也一律处死。因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此案最后一共杀掉了三万多人，“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朝廷上下几乎一扫而光。
由于杀得太多，朱元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为平息众怒，只好拉审刑官出来背锅，把原审官又杀了一批。
这就是所谓的郭桓案。户部官员贪污，固然可恨该杀，但一下子杀了三万多人，实在有点恐怖，我想其中冤死的人不在少数吧。
为了震慑官吏，朱元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这60两银子约合现在6万元。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
剥下的人皮，里面填充稻草，然后就摆在各衙门公座旁，这是真皮稻草人，当然也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震慑贪官的。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官员坐在办公桌办公，座旁就站着一个稻草人，栩栩如生，不知他还能安心办公么？
为了肃清贪官，朱元璋还懂得广泛发动群众，准许群众亲自绑缚贪官押送京城，沿途官府不得阻挠，还要提供便利。
在朱元璋的高压恐怖下，整个官场官不聊生，官员们两股战栗，朝不保夕。
满朝官员，不管贪污还是没贪污的，整天都活在恐惧中。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子家人诀别，吩咐后事：如果我今天回不来了，你就改嫁吧，一定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呜呜-----
如果能活着回来，全家大小则互相庆贺，算是又多活了一天。
我们中国人自古接受儒家教育，修齐治平，当官是最大的人生梦想。但假如你不幸生活在朱元璋的时代，你还愿意做官吗？做官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送命，你肯定不愿意。
当然愿不愿意你又不是你能做主的，“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你这个家伙没福气，还敢诽谤朝廷，说官不好做，这是大不敬，非杀不可。
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尊崇和尚道士，要发扬儒学。朱元璋听了很生气，你看不起和尚吗？但朝堂之上，朱元璋没当面发作。
李仕鲁见朱元璋没理自己，可能是想早点死吧，他竟然发起了脾气，当面把朝笏往地上一扔，要辞职回家。
朱元璋一见李士鲁当众辞职，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你不是要回老家吗，成全你，命令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殿阶之下。
好吧，既然不准辞职，那我就躲到深山老林里，不出来应考做官总行了吧，也不行。
朱元璋命令地方官用各种方法逼他们出来，就差放火烧山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并下了一条法令：凡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出来做官的，处死，没其家。
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召不肯做官，结果二人被处死，全家籍没。
但也有“聪明”人。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做官，把大拇指给剁了，哈哈，我都不能拿笔了，真的没办法做官了，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呀。
朱元璋听说了，微微一笑很倾城：呵呵，还敢跟我玩自残。叫人拿回京城亲自审问：过去乱世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呀？
夏伯启叔侄见皇帝这么“慈祥”，不假思索地答道：红寇造乱时，我们住在福建、江西交界处。
朱元璋一听“红寇”二字，一下子戳到了他的痛处，下令将二人押回原籍处决。
可是杀来杀去，贪官还是前腐后继，朱元璋气得直跺脚：为什么早上杀了，晚上就有人犯了。于是规定，不再以六十两为限，只要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由于官衙里当官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导致无官可用，朱元璋又创造性发明了“戴死罪、徙流罪办事”的办法，让一些有罪官员戴着镣铐回公堂办公，下了班再回到监狱里。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先把活干完了再说。这种景观别无分店，全世界也只能在大明洪武朝可以看到。
那么明初的贪官为什么屡禁不止呢？首先官员的俸禄低得可怜，会过日子的，勉强能维持生活，不会过日子的根本不够花，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呢？那就要伸手拿点了。
其次应该与制度建设有关，朱元璋肃贪手法简单粗暴，治标不治本，仅靠屠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392年，太子朱标从陕西视察回来，因感染风寒病逝。朱元璋极度伤心，几乎哭晕在灵柩前。
朱标是长子，也是朱元璋最为疼爱的儿子，早早就被立为太子。朱元璋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名师团来辅导他。为了培养朱标，朱元璋倾尽了全部心血。
朱标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厚望，他性格温和善良、重视民生，崇尚儒家思想；在军事上，朱标随朱元璋多次出征，亲临战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朱元璋也有意让朱标处理一些政务，以培养他的行政能力，而朱标也颇有仁君之风，在朝廷威望堪比朱元璋，的确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如果他没有过早去世，明朝的历史将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气象。
出于对朱标的思念，朱元璋不顾大臣反对，选择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作为皇位继承人。
我们知道历史上朱元璋杀功臣是出了名的，有些功臣被杀是因为侍功而骄，但大部分都是朱元璋有意为之，比如李善长、廖永忠、周德兴、傅友德、冯胜等等，还有传说中的徐达、刘基、李文忠等。
其目的是为后世子孙消除隐患，确保朱明王朝万世永固。
朱标曾抱怨朱元璋杀人太多，朱元璋对朱标说：我是替你除去荆条上的刺，你可别不知好歹。
眼下朱标死了，朱允炆还小，虽然朱允炆书读得不错，但要驾驭那些身经百战的功臣，显然是力不从心。朱元璋磨刀霍霍，他要为宝贝孙子朱允炆再拔一回刺。
蓝玉，常遇春内弟，多次跟随常玉春北伐，逐渐成长为独挡一面的杰出将领，封永昌侯。
1388年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一战，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此战明军俘虏元军七万余人，缴获牛羊十万余头，元朝皇帝使用上百年的玉玺也落入明军手中。
捕鱼儿海之战，彻底摧毁了元朝反扑中原的能力，标志着元朝残余势力退出历史舞台，这以后，蒙古草原地区逐渐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
如果说汉武帝击垮了匈奴，那么朱元璋就是打残了蒙元。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南向北统一中国，并且完成北伐的人，落入蛮夷之手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重新回到中原的怀抱。
明初的国防政策以防守为主，除了狠揍北元外，几乎没有主动对外进攻过。
但如果有外来侵略，朱元璋也绝不手软，比如1388年，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丽国王辛隅，居然发兵四万攻打明朝的辽东，驻守辽东的明军有二十万，结果还没打，统帅李成桂就领兵掉头回国发动政变了。
李成桂推翻了高丽国王辛隅，建立了李氏王朝，废除了高丽的称呼，向明朝称臣，并请宗主国大明赐国名，朱元璋取“朝日鲜明之国”之意，赐名朝鲜，朝鲜也被朱元璋列为永不征讨之国。“朝鲜”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日本也一样，东汉光武帝赐其“委奴国王”金印，这是倭奴国的由来。隋朝时，日本请求更换国名，但未获批准，直到武则天登基时，才正式赐其国名“日本”。
好的，继续说蓝玉。蓝玉性格刚烈、行事乖张，打了胜仗后更加忘乎所以，他不但“私幸元主妃”，在回师途中，还夜叩喜峰关，只因守城的官员没有及时开门，就纵兵攻打，强行入关。
这两件事让朱元璋非常恼火，但念其功劳大，仍封其为凉国公，后来又破例封他太子太傅的官衔。
不知蓝玉是不是吃错药了，他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我这么大功劳，难道不该封太师吗？这话被人传到朱元璋耳朵里，蓝玉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了。
朱标的死加速了蓝玉死期的到来。蓝玉是朱标的太子妃常氏的舅舅，是朱标的铁杆支持者，曾提醒朱标要小心燕王朱棣。
朱元璋早就对蓝玉的狂妄看不顺眼了，但他觉得蓝玉对朱标忠心耿耿，留着他能够辅佐朱标，也就放过他了。现在朱标死了，他存在的价值就是负数了。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迅速下诏逮捕蓝玉及其党羽。你说蓝玉狂妄不法吃点占点那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说谋反，他还没这个能量。
朱元璋强行给他安上谋反的罪名，当然想杀的不仅仅是蓝玉一人，他要借蓝玉谋反一案，给他未来的皇太孙朱允炆再来一次大扫除。
洪武四大案最后一案——蓝玉案应时而出，蓝玉及其所谓的同党一万五千人被诛杀。
蓝玉案后，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也被朱元璋借故处死。“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金樽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朱元璋虽然制定了《大明律》、《大诰》等法典，叫人民遵守，震慑人民，犯法必死，但他自己从不依法律程序，全凭喜怒杀人，没有人能约束得了他，说他是暴君、独夫、民贼一点都不过分。
除了病死的、战死的，开国功臣中善终的也就汤和、沐英、郭英和耿炳文等少数几人。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病逝，终年70岁，走完了他苦难、精彩而又极富争议的一生。
他贵为天子，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有人说他是史上最卷的“卷王”。
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和尚、乞丐，经过15年的艰苦创业，当上了皇帝，开创了大明帝国。他的一生，就是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出身如何、有没有背景和所谓的资源，只要心怀理想，敢想敢干，你终会成为别人的资源和背景。
很多人并不喜欢朱元璋，一是嘲笑他没文化，二是说他没人性。但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打下了江山，又不容你置疑。喜不喜欢是你的事情，朱元璋的历史贡献就摆在那里。
朱元璋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多年的疆域，恢复中华、再造华夏，将南北汉人重新融合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
他的专制和恐怖统治，既打击了贪官污吏，也伤害了人民。他用铁血手腕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图谱，他的治国理念成为后世帝王效仿与争议的焦点。
清人赵翼这样评价朱元璋：“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参考资料：
1、《朱元璋全传》刘屹松著
2、《朱元璋传》吴晗著
3、《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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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朱元璋全传》刘屹松著
2、《朱元璋传》吴晗著
3、《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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