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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脱身”，首先应该是停止军事援助。美国于1949年1月26日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但是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美国政府的行动却与此相矛盾。

1、进退维谷的美国军援

巴大维早已建议美国停止向国民党运军火。在他被召回时，又通过美驻上海总领事馆正式向华盛顿建议，暂停向国民党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产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此时，连原来力主援蒋的魏德迈也说，继续以武器援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2月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国防部的建议，通过一项提案，请总统向国会建议暂时停止在对华援助项下的一切军火供应。

但是这一建议立即受到国会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不能让美国背上“最后把可怜的中国推向灾难”的名声。杜鲁门总统终于否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议，决定“为了不给反共的中国人泄气，不停运军火，但是也不采取催运措施”。

这样一项指示，使执行者感到为难。国防部长福莱斯特立即提出，对这项指示，三军都有不同的解释，为防止自行其是，建议由国务卿“协调”对指示的解释。刚于1949年初接任国务卿的艾奇逊事后啼笑皆非地说，他接受了一个“不令人羡慕的”任务。

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当时美国进退维谷的处境。事实是，这一时期由于蒋介石、李宗仁争美援，一个要求运往台湾，一个要求运往大陆，故使美国某些已在途中的军火暂时滞留冲绳等地，不久以后就继续运往台湾。

《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月到期。如果美国真下决心“脱身”，原可听其自然终止，但是艾奇逊又向国会提出，并由国会通过，一再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明文规定只能用于“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

1949年3月，解放军向长江集结时，美国又大量运送军火给国民党，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又奉命继续运行。这是在李宗仁“和谈”进行期间。

当时顾维钧体会到，美国不希望看到国民党“投降”。

1949年9月，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根据此法制定的“军事援助计划”竟又包括7500万美元的新拨款，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

应该说，这项拨款是在国会推动下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是美国应加紧“冷战”的需要而提出的，旨在把过去分别考虑的对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军事援助，作统筹规划，也可以说是进一步正式把军事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根据原来总统任命的专门小组，所提出的草案，援助对象以“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为主，有少量用于亚洲，由总统支配，未提中国。美国国会两院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在一些亲蒋议员竭力争取下，最后通过“泛指的中国地区”的措辞。对这一措辞可以灵活解释，它可以指中国大陆，可以指台湾，也可以指中国周围的东南亚国家。

对象可能是国民党政府，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反共势力。方式可能公开，也可能秘密。当时，美国《新闻周刊》在评论这项立法的一篇文章中说，这是在和平时期给予总统空前广泛的权力，“第一次有可能对亚洲有希望的反共政权或个人给予地下的支持”。

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该项拨款的本意。

10月间，由国务院提出关于使用这笔款项的政策，主要内容说：

鉴于国民党败局已定，用于“公开的”军援对美不利；但可用于给中国“有希望的抵抗集团”，即“地方领导人”以“隐蔽的”援助，还可以补对台湾军援的不足；另外一部分可用于受共产党“威胁”最紧迫的东南亚国家。

按照当时美国的逻辑，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遏制”苏联，而反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就是“遏制”中国，因而东南亚也可属于“泛指的中国地区”。

在这个问题上，军方有不同意见，他们更多主张将此款用于对台湾的公开军援，最后为杜鲁门所否决。

2、从青岛撤军问题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撤离青岛的过程典型地表现出美国非不得已不肯撤退的心理状态。

美国海军派驻青岛从1945年8月即开始，当时的名义是与蒋介石的军队配合执行从日本手中接收并占领青岛的计划。从那时起，青岛成为美国驻西太平洋海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美国帮助国民党训练海军的中心。从战略上，美国把在青岛驻军作为平衡苏联在旅顺、大连驻军的一项措施。另外，由于中共没有海军，直接发生冲突的危险较少，因此美国海军在行动上更加不受限制，并准备长驻下去。

1948年5月，山东潍县解放，国民党在鲁中连连失利。美国方面开始考虑解放军攻打青岛的可能性。当时美国驻西太平洋海军司令白杰尔提出几种应付方案，他本人倾向于由美军帮助国民党守青岛。国务院表示反对。但是以后一段时期，青岛附近暂时无事，美方又存侥幸观望心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到9月济南解放后，美国政府内部又掀起了一阵关于青岛的争论。处在第一线的美国驻青岛总领事特纳强烈主张立即全部撤军。他说，美军之所以至今留驻青岛纯系海军中“死硬派”不肯放弃这一战略港口之故，现在美军已经失去一次“体面”撤退的机会，陷人困境，如果自己不解决，“共产党将替我们解决”。

他这样描述青岛美军的处境：

“一支在外国土地上的军队，奉命不参战，但是不久就会被迫要么为自卫而战，要么夹起尾巴逃跑。”

他并指出，果真美军参战，造成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屠杀中国人的情况，那就会在全体中国人中间和在国际上引起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强烈反响。因此，他建议不要考虑“面子”问题，现在立即全部撤退还来得及。

但是，特纳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

直到10月19日，杜鲁门的原则指示还是：“撤出青岛之事目前不进行。”白杰尔只是奉命把主要人员与物资从岸上撤到沿海船舰上；分批遣返美军家属；在青岛发生战斗时宣布中立；随时作撤退的准备；如果美方遭到解放军直接攻打还可以用武力保卫美国的人员和财产。

但是为了不打击国民党的“士气”，与此同时，美国反而从关岛等地增派军队舰只，以避免给人以美军准备撤走的印象。

到12月中句，国民党自己开始考虑将海军撤离青岛，美国才与之商妥，停止青岛的海军训练中心。但美军仍保持不打算撤出中国海域的姿态。当时平津战役方酣，美军也有意以此来稳住傅作义的军队，希望他能尽量牵制解放军南进，以为蒋介石赢得时间。

1949年的头几个月，因有李宗仁“代总统”议和之事，青岛撤军之事又搁置起来。直到南京解放之后，解放军开始攻打上海外围，此事才又重新提起。

1949年5月13日，海军部与国务院一致同意，青岛水域的美舰去留视上海战局而定：解放军一占领上海，美军立即撤；如果上海暂时打不下来，就再等待一阵。

总之，既不要早撤，又务必要在解放军开始攻青岛之前撤，“以免为共产党宣传说是他们的军队把美军赶走的”。

为了安定国民党之心，5月上半月还陆续从美国、上海以及太平洋岛屿向青岛增派了军舰，飞机和海军陆战队。5月27日上海解放。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军队舰只撤离青岛。6月2日青岛解放。

3、美国何以支持“划江而治”？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内部产生了形形色色在中国进行割据的方案。这些方案有两大类，一类是帮助蒋介石缩短战线，固守部分地区，长期与解放区对峙；一类是在蒋垮台时扶植其他反共的地方势力，能保住多少地盘是多少，尽量阻止共产党统一中国。

早在1948年8月，司徒雷登曾向国务院建议，如果中国“恢复区域制度”，美国就应以经济援助加强这些“区域性政府”，以便使“中国人的反共势力再次抬头，从而削弱对共产党的同情”。这一意见为马歇尔所否决。

在1948年12月蒋宣布“引退”时，司徒雷登在一份报告中有下面一段话：

如你所熟知，我原来希望通过给蒋政府军事援助，特别是以其接受顾问意见为条件，也许可以使长江以南完整无缺，并且把共产党的势力从南京以北的沿海地区清除出去。还可能指望，通过美国顾问和经济援助，当地政府和人民生活能有所改进，与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形成有利的对比。国民政府将守卫边界，但是不再向共产党作进攻性的战争。这样可以使两边的舆论逐渐形成，然后成为某种谈判解决的基础。这一想法当初是否行得通，其结果是否会证明我们的努力有道理，现在都已经是空谈了。

1948年11月间，淮海战役开始后，魏德迈曾要民社党的负责人之一——蒋匀田带口信给蒋介石，建议蒋在徐州“失守”后，退保中国东南及台、澎地区，守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同时尽可能试守四川。魏并告以美国海军将固守青岛基地，以支持平、津地带傅作义守军，使之牵制中共军队，延缓其南下，以便蒋得以守东南。

上面提到美国迟迟不肯从青岛撤军，其原因之一从这里得到印证。

1949年1月，李宗仁与中共和谈期间，国民党方面关于“隔江而治”的想法得到美国一部分人的支持。

例如顾维钧于2月间曾向南京报告称：

美国“社会方面对我和谈颇多怀疑，认为不特共方一再延宕，似乏诚意，即使和谈成功，除非决定南北自治，以长江为界，各不相犯，深恐组织联合政府亦为共产党所控制，前途堪虞。…”

以上种种迹象，说明当时美国朝野确实存在鼓励和支持蒋介石固守江南，或南方某一部分地区的想法。但是当时美国决策者对蒋介石已不抱希望，这一想法没有进入决策。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支持蒋以外的地方反共势力兴趣更大些。尽管1949年3月经杜鲁门批准的政策文件中已说明此事没有成功的希望，但美方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尝试。例如，4月中，解放军过长江前，司徒雷登在南京“朋友家里”会见宁夏省长马鸿逵，马说计划以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一部分，陕西、山西一部分为基地，要求美国出军事顾问和农业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帮助其维持相对自治的中北部地区，并表示希望以治病名义赴美，以争取华侨富商的资助，并与美方洽谈。

当时美国驻广州公使衔参赞克拉克竭力主张支持马，说马氏兄弟可能与内蒙古的一部分势力联合起来，成为一支很重要的骚扰中共的力量。克拉克和司徒雷登都主张加强美国“经合署”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并选派“有特殊任务的人员”混杂其中，但要做得非常“不显眼”，以免授人以柄。

事实上，美蒋合作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在南京解放前夕已把总部迁到广州，并以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为重点活动地带，其考察的内容远不止农业，未必与这一打算无关。

6月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一次会议上，多数人倾向支持“地方领导人”。据称美国过去曾有自海上登陆支持国民党的设想，今已放弃，因为中共能控制海岸线，而改为自滇缅边境向“反共领导”空投物资的设想。

4、支持地方军阀的图谋

直到9月初，艾奇逊等人还在“关注地方反共领导人的计划和能力”，认为其中马步芳是最有希望的人物之一，指示驻华人员对他保持“友好的关心”。但是这一指示发出的第二天，就接到报告称，马步芳部已被击溃，他认为西北已经无望，准备以穆斯林代表身份到中东去。美国的希望再次落空。

但是即使如此，艾奇逊仍未死心。他在9月21日与杜威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华中、华南、西北的地方武装可以进行“游击抵抗”，而美国可以用国会通过的7500万美元“保密款项”给予“有限的行动”以援助。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拨款。由于形势的发展，这笔款项的援助实际上更多用于台湾。

但是当时通过此款本身，对有些地方势力确实起了打气作用。例如在解放军过长江时，白崇禧有一项守西南的计划，据说这笔援助的通过增加了他“反共到底的决心”，他认为只要美国肯将援助直接交“华中总部”处理，他就可以阻挡解放军前进，所以，他当时计划负西南一隅，“与中共作更长、更激烈的斗争”。

此外，1945年5月，前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陈纳德曾向国务院提出所谓“阻止共产主义向印支蔓延”的计划，建议美国将中国从西北到西南划出一条200英里宽的地带，包括陕、甘、宁、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的一部分地区，凭借高山险阻，依靠当地回民和军阀的军队进行反共活动。

这一计划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了几个月，于10月间提出报告称，此计不可行，因为实行该计划所需要的条件都不具备——例如干练的军事领导、人民的信任、及时得到外援的可能性、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世界“非共产党国家”道义上的支持，中共所控制的地区动乱不安，等等。

但是该报告称，国防部正在研究如何“阻止中共继续向其尚未控制的地区扩张”。

10月21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的助手毕肖普主持下的一个“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又提出一份详细报告，对国民党以外的中国反共力量作了详细调查和估计，包括重庆一个兵工厂的月生产能力等，要以“大西南”为反共基地。

报告认为这些反共力量尚不足以集合起来建立“中央政府”，但是能够分散存在。

美援可以按照两部分计划进行：(1)援助非共产党部队；(2)在华特别行动计划…

后一项未具体说明，报告全文至今未公布，但可以猜测，这后一项就是秘密支持地下的反革命活动之类。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文件上注：该文件虽未经正式批准，但被认为是良好的背景材料。以上这些计划都由于解放军进军迅速而未能实现。

这些西南、西北的地方势力或及时转到新中国一边，或一击即溃。到1949年底，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基本解放。美国扶植地方反共势力的种种方案遂胎死腹中。1949年12月，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电华盛顿，强烈反对美国再支持那些自封的“反共游击队领导”，说在大陆不存在有能力或有意愿同共产党作战的力量，一切美援必然落入共产党手中，所以现在以不干涉为最明智。

艾奇逊1949年底在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也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就是在中国不存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基础。”

从上述各方面情况来看，在军事上，美国真正从中国大陆完全“脱身”应在1949年12月。

从1948年3月初正式决策(NSC34/1)改变政策目标算起，又拖了将近一年。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实际做法并没有放弃“尽力阻止共产党取胜”的目标，而是步步为营，客观上是随解放军进军而退。正如邹谠所说：“美国只能比共产党进军所到之处早退出一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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