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解读《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六章。
随着孙少平庄严地把正式工作后的第一个月一百三十元工资里的五十元寄回双水村，路遥的笔也顺势回到了那里。
这是一九八二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双水村尽管“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它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凡的村庄”，但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人再不为吃饭而熬煎了。
书上说：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地喊道：天啊……
值得思考的是：
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一两年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几十年鸣雷击鼓搞农业，也没有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这实在是革命性的变化。但还是有问题随之而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
买化肥要钱，买牲畜农具要钱，给儿女们买一两身时新衣裳要钱，像邻居一样添置一件新时代的小玩艺儿要钱……
粮食是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来的，钱却是要通过交换产生的。于是“庄稼人不得不又把囤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圪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赚钱只有这一个办法。对他们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他们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
也正因此，想要把光景过更好一些，却也是很难。自古到今，见过卖自家种的几亩地的粮食能发财的吗？
要发财，还得是那个把“踢飞脚的家伙”，他们“早已不靠土地吃饭了。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哗哗响，爱得众人眼睛都红了！
这样的能人，其实基本上也是集体时代的风云人物。
第一个是孙少安，他已经用机器办起了砖瓦窑，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
第二个是村支书田福堂，跑到原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
第三个是副书记兼村长金俊山，买了十几只奶山羊，和教书的儿子金成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圪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很可观……
按书上说的，是“有能耐的人什么时候也有能耐”。
还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大队支委田海民也搞创业了，并且对双水村的人来说比上面几位从事的行业更有冲击力：挖池养鱼。
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一直靠做大队会计算满工，加上他岳父在米家镇公私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三五十块的钱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计算，因此小两口的光景一直在村里拔尖。
实行责任制后，田海民的家境虽未衰败，却也没了发展，自然也眼红孙少安等人的发迹，所以也寻思着找一条出路，启动资金有一千多块存款（在农村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田海民得着了一本养鱼手册，夫妻俩研究了一夜后，决定养鱼。
他们这个决定震惊了双水村。
因为在那个年代，“黄土高原山乡圪崂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许多人连这玩艺儿见也没见过”。
但这正如有个段子讲，有两个鞋子推销员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其中一个感到很沮丧，另一个却感到很高兴：市场空间很大啊！
田海民夫妇有远见，虽说因为这里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很少有人养鱼，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吃鱼的；村里人不吃鱼，他们可以卖给城里人！“现在这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原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
田海民还经过市场调研，“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只要他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
于是田海民的鱼塘就开挖了。他是支委，审批很顺利，费用很便宜等等，那就不消细说了。
总之，双水村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些人在此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也算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田海民还不错？应该说是不错，不过他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让男同胞们苟同的。
那就是太怕老婆了。
怕老婆没关系，但怕到连自己父母的死活都不管，那就成问题了。
田海民的老婆银花很精明能干，可是在对待长辈这事上确实是过分的。
田海民的父亲田五快六十了，擅长唱信天游，是个“热闹人”，但其实背后苦乐自知。除了海民这个儿子，他还有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儿，全靠他“一个人在山里挣命，勉强能糊住四张嘴，手头紧巴得连化肥也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破衣连身”。
他的儿子海民不管他。准确地说，“不是儿子不想管，是儿媳妇不让儿子管”。
田五的哥哥，也就是田海民的伯伯田万江呢，“日子过得比他还恓惶。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都拉着一窝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穷得连口锅也买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锅做饭”。
趁着海民要养鱼，老兄弟俩就想着到他那儿揽工，挣点钱，可是海民媳妇不同意，海民也就不敢答应。也不是说海民全无亲情，他倒是想着“在自己赚下钱后，背着银花偷偷给他们帮扶一点”的。
可是“远水难解近渴”啊。
路遥倒是表示同情的：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只是味道有点酸。
结果老哥俩没办法，只好去求少安了，希望能到他的砖场去打一段零工，赚点化肥钱。在他们的心里，“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
问题是少安却是真的不能容纳他们。
因为出于同样目的来找他的，并不止田四和田五，还有村里好多人。
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不是他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看看他的情况吧：
他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夫妻外，已故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他出高工资雇用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他根本开不起他们的工资。就是现在，尽管村前庄后传说他发了大财，实际上一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及其利息，他手头只有一两千元的现金积蓄。
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他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
事实上，少安确实也是能量有限，他亲姐姐的日子还过得一如既往地烂包呢（“王满银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
所以，对乡亲们的求助，少安实在是爱莫能助。
但少安却又是个自扫门前雪的人。“不管他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那辛酸的生活史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
所以当人们上门求助，他多少还是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达一点心意，比如借几块钱（实际上也等于是送），比如田四田五，他也给了他们每个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正是孙少平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其他花费后寄回家的数目，而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十元；少安一下子送出了一百元。向他借钱的，可不止是这两位老人。
少安好像天然地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尽力帮助别人。
他对田海民的做法产生了看法，觉得有责任帮田四田五找海民说一说。这在他，是出于一“义气”的冲动，在海民，却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了。
海民是用讥讽的口气回复少安的。他主要说了下面几层意思：
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安自己当年分家，就是因为拗不过秀莲；
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别吃饱了没事瞎管事，你少安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我没这本事；
你少安已经闹出名堂来了，能说这号硬气话，我才刚起步，积蓄全投进去了，连一分钱的利也没见，养鱼又是技术活，老八辈子谁都没弄过这事，如果失败了，老人跟着吃亏怎么办？
应该说，田海民说得挺有道理。尽管这仍不能成为他不照顾自家长辈的依据，但足以让少安哑口无言。
但少安的与众不同，却在被田海民讥讽后更加凸显出来了。我们看他是怎么想的：
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领导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再还有心思管这些事呢！按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你富，这都符合政策！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
空想没用，他要把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落实到行动上。他要采取的措施，是扩大砖场，把现有的制砖机卖掉，买一台大型的，再多开几个烧砖窑，那样就需要更多的劳力了。
注意少安要扩大产业规模，并不是为了多赚钱，而是为了多给困难的乡亲人赚钱的机会。
这时的孙少安，是不是特别像京东老板刘强东？
刘强东也是来自农村，他比少安幸运的是，他由乡亲们凑钱上了大学，而少安只读到高小毕业，小升初考了全县前三名却没机会继续上学。
他们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格局都很大。
刘强东把事业做大了，他回报社会的能量更大、范围更广，少安终究只限于他那一方狭小的土地，但性质却是一样的。
总之，孙少安要争取多为乡亲做好事。
少安估算了一下，要扩大砖场，将现有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场，少说也还得贷款一万块钱。
这一点他倒不怕。他“已经不是那个借一二百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手里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
从家人来说，父亲孙玉厚已经对他有了充分的信任；妻子贺秀莲更是没有意见。她“不仅信任丈夫的谋略，而且有点崇拜他”，因为“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丈夫决心搞的事，最终没有搞不成的”。
不过秀莲的同意是有条件的：少安得答应她再生一个女儿。儿子虎子已经快满五岁，秀莲一心想要个女儿。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她宁可不上户口、罚款也要生。
完成一个“好”的梦想，完全可以理解。
少安答应了她的要求，只是把时间推迟到砖场扩建以后。然后就抓紧筹备了。而村里的许多人一闻知消息，立刻重新涌上少安的门，说他的砖场扩大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少安都先口头答应了。
这本就是他的初心嘛。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中，竟然还包括他的叔叔孙玉亭。路遥这样写道：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地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
怎么说呢，贫穷和饥饿不是社会主义啊。
（网图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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