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从功德林首批特赦的杜聿明响应周总理号召，对昔日亲历的重要历史事件一一回忆总结，以文字的形式为后代史学家和军事家们提供详实可信的战史资料。

这其中，长达数万字的《淮海战役始末》又是杜聿明晚年最具代表性，也是相对客观公正的一篇回忆文章。

相对于我们近几年来在各类主旋律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中看到的千篇一律内容，文章中提到的几件有关淮海战役期间鲜为人知的“怪事”，还是能让人眼前一亮。

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后，鉴于国军以徐州、济南、郑州“三位一体”的防御格局已被打破，杜聿明向老蒋建议趁华野正处于休整状态，且华野、中野尚未合兵一处的契机，集中徐州“剿总”主力北上围攻华野。

原本老蒋已经批复同意了这个方案，甚至战役时间都已确定为10月15日，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杜聿明这边还没展开实施，另一边就接到了老蒋对自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

结果不言而喻，杜聿明临时被老蒋派去东北战场“救火”，而他要面对的，也不过是东北50万国军兵败如山倒后的收拢残军、保存实力而已。

11月8日，杜聿明在指挥东北国军残部由葫芦岛撤退后，乘飞机飞到北平，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进行了短暂的会面交流。可这边屁股还没坐热，杜聿明又收到了老蒋催促自己赶赴徐州上任的指令。

本着“从一而终”的心理，杜聿明决定先回南京向老蒋面陈意见后再到徐州就任。

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动身启程时，淮海战役不过才打响两天时间，到达南京后虽然了解到第三绥靖区张克侠、何基沣“叛变”、黄百韬兵团略有损失，但局势却不至恶化地步，国军高层的顾祝同、刘峙等人对战局发展也都比较乐观。

不过，杜聿明抵达南京后，还是在街头巷尾中隐隐约约有种败局已定的预感。当时南京街头，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抢米、抢面的风潮，连身负维持秩序的警察也不敢上前管制，任由其一片混乱。

按照杜聿明的想法，他本打算亲自将这一细节汇报给老蒋，以提醒他防止“后院失火”，但因战事紧急，匆匆面见完老蒋后，他就马不停蹄的飞赴徐州，这件事也就没能当面说出口。

不过，临行前杜聿明还是将这一情况向时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侯腾作了汇报，由他代为转述老蒋。

岂料侯腾这边刚一汇报完，老蒋立时怒火中烧，口中反复吐露着“造谣”、“胡说”等训斥词，弄得侯腾竟有些不知所措。

消息传到杜聿明这边，关于南京城中纷乱情况的当面汇报也就没有了下文。

另一边飞赴徐州的杜聿明，旅途也并不顺畅。

离开南京前，顾祝同曾当面征求杜聿明的意见，准备调刘峙到蚌埠坐镇指挥。

原本顾祝同是一番好意，一来刘峙在徐州确实没能发挥出应有的统兵作战价值，二来杜聿明上任后，难免会与刘峙产生“权力摩擦”，调刘峙到后方坐镇对二人都有一定的好处。

顾祝同的顾虑，杜聿明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但出于自己缺乏对前线形势和指挥体系的了解考虑，他还是表明坚定支持刘峙留守徐州的态度。

不过，让杜聿明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到任徐州后，刘峙在重要战事关口竟成了自己的指挥“绊脚石”。

杜聿明携老蒋“派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救援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附72军守徐州”的“尚方宝剑”前来徐州指挥，但刘峙却借口徐州安全而收缩兵力，拒绝调兵东援黄百韬。直至11月11日中午，他在确认中野已经南下蒙城、涡河后，才抽调邱、李两兵团救援黄百韬。

杜聿明本就因晚到徐州并差点酿成意外事故而心烦意乱，此刻又面临着以刘峙为首的徐州“剿总”对我军战略意图的分析一片混乱，更是头疼不已。

至于自己为何晚到徐州好几个小时，直到杜聿明提笔撰写《淮海战役始末》时仍心存迷茫。

1948年11月10日晚，杜聿明乘专机由南京飞赴徐州，却在起飞几个小时意外迷失了方向，原本“身经百战”的飞行员也没能在夜空中辨别出徐州的准确方位。

好在当晚12时左右，距飞机燃油耗尽仅剩不到一小时的关键节点，飞行员通过机头左侧的灯光指示确定目的地位置并安然落地，此时已经是11月11日凌晨一点多钟。

相比于整个淮海战役而言，这个消息显得微乎其微、无足轻重，但杜聿明却在时隔多年后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这似乎又是“天要灭蒋”的一个明确信号……

到达徐州后的杜聿明虽然使出浑身解数来挽救逐渐恶化的战局，却并没有改变国军前线的一片颓势。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全军覆没，整个徐州“剿总”随即笼罩在失败的阴霾之下。相比之下，杜聿明的态度稍显乐观一些，他主张进一步集中徐州地区国军主力打通津浦路，与北上的黄维、李延年兵团汇合，南北夹击我军。

这样的重大行动，向来畏首畏尾的刘峙自然不敢轻易决断，最终只能让杜聿明再赴南京向老蒋当面请示。

在此期间，战场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徐州出动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攻击华野受阻，北上的黄维兵团又因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踌躇不前而陷入中野主力的包围圈中。

11月28日，在南京军事会议讨论无果后，老蒋下决心以保存徐州30万国军主力为要务，令杜聿明指挥徐州“剿总”各兵团南撤。不过，接下来的撤退混乱局面却出乎杜聿明意料，也让他猝不及防。

首先是孙元良的16兵团因擅自撤退而全军覆没，而后邱清泉兵团第5军的一个师因行动迟缓而陷入华野重围，关键时刻邱清泉又搭上了一个师前去营救，直接延缓了整个撤退的进程。

总之，撤退当晚的情形留给杜聿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混乱”，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话讲：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警卫部队竟也发生了动乱。12月3日夜，就在杜聿明率全军撤退途中，指挥部及邱清泉第2兵团驻地突遭混乱，一阵枪声过后，只听警卫部队的士兵中有人高喊“共军打进来了，共军打进来了”。

多年之后，杜聿明才从相关人员口中了解到当晚那场混乱背后的真实“内幕”。

原来，时任警卫团狙击连长的顾伯衡和连部文书刘进二人都是我党秘密党员，早在杜聿明集团撤退之初便有心制造一场全军混乱的形势。于是便在12月3日晚借口查哨，在各处放枪，同时高喊“共军来袭”以引起一场骚乱。

值得一提的是，淮海战役过后，陈老总曾略显惋惜的评价二人的这次行动：

当然，顾、刘二人刻意制造的这场“骚乱行动”，虽然没能对撤退中的杜聿明集团形成有效打击，却进一步加剧了全军草木皆兵的恐慌心理，为华野早日完成对其合围以及争取大部投诚起到了助推成效。

已然千疮百孔的杜聿明集团，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被我军围而歼之的命运……